“好吃。”他说。
“好吃就多吃。”孙卫东自己也夹了一块，腮帮子塞得鼓鼓的，“沈总，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这些土办法。觉得我们粗，觉得我们不专业。”
沈墨放下筷子：“我没这么想。”
“你有。”孙卫东直视他，“但你也有你的道理。咱们厂子现在两千多人，产品卖到七个省，还出口苏联。再像以前那样凭感觉做事，确实不行。”
他给自己倒满酒，又给沈墨倒上：“可沈总，你得明白一件事——咱们这些人，是从泥地里爬出来的。
你那些表格、流程、KPI，对我们来说，就像给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讲微积分。
他听不懂，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还没长到那个年纪。”
沈墨端起酒杯，在手里转着。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染在玻璃上。
“孙总，”他开口，声音很轻，“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可口可乐辞职吗？”
孙卫东摇头。
“因为我发现，我在那里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教我怎么把一瓶糖水卖得更贵。”
沈墨笑了，笑容里有些苦涩，“但没人教我，怎么让喝这瓶水的人真的觉得值。”
他喝了口酒：“来到北极光，我第一次看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会因为自己做的饮料好喝而笑。
第一次看到经销商，会因为多卖了几箱货，特意跑到厂里来感谢。
第一次看到陈总，会因为孩子的一句‘爸爸做的汽水最好喝’，在办公室里红了眼眶。”
“这些东西，”沈墨说，“在可口可乐的财报上，叫‘品牌忠诚度’，叫‘消费者黏性’。但我现在觉得，它们有另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人情。”沈墨说，“中国式的人情。这东西不科学，不量化，上不了报表，但它能让一个厂子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里活下来，能让一群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做出跟国际巨头掰手腕的产品。”
孙卫东愣住了。他盯着沈墨，看了很久，然后举起酒杯：“沈总，这话说得……像咱们自己人说的话。”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所以，”沈墨放下酒杯，眼睛里有了光，“咱们得一起想办法。怎么把你的‘人情’，装进我的‘表格’里。
怎么让老赵老王他们，既不用丢掉几十年的经验，又能跟上时代的规矩。”
“这不容易。”
“容易的事轮不到咱们做。”沈墨夹起第二块锅包肉，“陈总常说，咱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没路的地方踩出路。现在，不过是又一条新路。”
酒馆里越来越热闹了。又有一拨工人进来，熟稔地和老板打招呼，找空位坐下。
电视机里放着新闻联播，声音开得很大，但没人认真听。
人们更关心今天的酒够不够劲，明天的活累不累，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
在这片嘈杂中，孙卫东和沈墨的对话还在继续。
他们讨论着校园音乐节的细节，讨论着怎么平衡预算和效果，讨论着怎么应对可口可乐可能的反击。
话语间有争论，有妥协，但更多的是尝试理解对方眼中的世界。
窗外，哈尔滨的夜晚正式降临。街灯连成一条金色的河，流过这座北方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扇亮着灯的窗。
蒙古草原的夜，是那种深邃的、能把人吸进去的黑。
巴特尔坐在帐篷里，面前摊着那张三千公顷草场的地图。
煤油灯的光晕在帐篷布上晃动，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地图上已经用红笔画出了六个区域，标着从A到F的字母。
门帘被掀开，孟和钻进来，带进一股寒气。
“钢巴图的人又来了。”孟和搓着手在火炉边坐下，“这次来了三个，说想‘参观学习’。”
“让他们看。”巴特尔头也没抬，“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围栏是怎么扎的，草种是怎么播的。”
“我怕他们使坏。”
“使坏更好。”巴特尔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映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他们敢动咱们的围栏，我就敢拿着证据去找旗长。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是真的想救这片草原，谁是想把草原啃成沙漠。”
孟和沉默了一会儿，往炉子里添了块干牛粪。火苗蹿高了一些，帐篷里暖和了几分。
“巴特尔，”他开口，“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问。”
“你这么拼命，到底为了什么？”孟和看着他，“你不是这里的人，你是从呼和浩特来的大学生。
等这个项目结束了，你拿了奖金，写了论文，就可以回城里去。
可我们呢？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草原要是死了，我们也就死了。”
巴特尔放下手中的铅笔。他站起身，走到帐篷门口，掀开门帘。
外面，草原的夜空辽阔得令人心悸。
银河像一条碎钻铺成的河，从天的这一头流到那一头。
远处有狼嚎，悠长，凄厉，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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