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初冬来得又早又狠。
十一月的第一场雪还没化净，第二场就已经压在铅灰色的云层里，随时准备把这座城市再次裹进湿冷的白毯中。伊万站在阿尔巴特街一栋老式公寓的窗前，手里捏着安德烈半小时前送来的密函，指尖被纸张边缘硌得发白。
密函是用打字机敲的，但关键处留着空白，由安德烈亲笔填上数字——这是克格勃内部传递敏感信息的惯用手法，以防整份文件被追踪溯源。伊万的目光停在最核心的那段：
“财政部内部会议纪要（绝密）：鉴于外汇储备持续流失及黑市汇率失控，拟于1992年1月15日前启动汇率调整机制。初步方案：官方汇率从现行0.6卢布兑1美元，调整为1.2卢布兑1美元，贬值幅度40%。但据经济委员会非正式评估，实际市场压力可能导致最终稳定在2.0-2.5区间。窗口期：三个月。”
窗外，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轿车歪斜地停在路边，引擎盖敞开着，司机正弯腰修理，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迅速消散。街对面的国营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裹着厚重的棉衣，脚下来回踩着取暖——那是今天刚贴出通知，说下午会到一批匈牙利罐头。尽管没人知道是什么罐头，什么时候真的能到。
这就是1991年深秋的莫斯科：一个帝国的黄昏，混杂着物资短缺的恐慌、货币信用的崩塌，以及普通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培养出的惊人耐心。
伊万转身走到桌前，摊开莫斯科市区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十几个点：红色的是银行和黑市兑换点，蓝色的是仓库和物流集散地，黑色的是安德烈标记的“敏感区域”——克格勃监控点、内务部巡逻路线、以及几个敌对帮派的势力范围。
“三个月。”他低声重复，从抽屉里取出加密电报本。按照陈望设计的编码规则，他需要把这条信息转换成一组看似普通的贸易数据：汇率贬值对应“木材价格波动”，窗口期对应“运输船期”，实际贬值幅度则用“货物含水量百分比”来隐喻。
编码花了他二十分钟。完成后，他仔细核对了两遍，然后撕下电报纸，折好塞进贴身口袋。这封电报不能从邮局发，得通过安德烈的渠道——用外交信使袋带到柏林，再从柏林转发到香港，最后由林保生解码转哈尔滨。一套流程走完至少要四十八小时，但绝对安全。
门被敲响，三长两短。
伊万收起地图，起身开门。安德烈裹着一件深灰色羊绒大衣站在门外，帽檐压得很低，肩膀上落着细碎的雪沫。
“下雪了？”伊万侧身让他进来。
“刚开始下。”安德烈脱下大衣，露出里面熨烫平整的西装——即使在这种时候，这个前克格勃少校依然保持着体面的外表。他走到窗前，看了眼楼下排队的人群，“他们知道吗？”
“普通人？不知道。”伊万倒了杯伏特加递过去，“但黑市已经反应了。今早美元兑卢布黑市价是3.2:1，比上周涨了0.4。”
安德烈接过酒杯，没喝，只是晃动着杯子里透明的液体：“3.2？那还是保守的。我的人说，如果去塞瓦斯托波尔酒店的地下室，能谈到3.5。要是敢去地铁站深处那些连灯都没有的角落，4.0也有人收。”
他说的是莫斯科两大黑市美元交易中心：塞瓦斯托波尔酒店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倒汇的地方，相对“文明”；而地铁站深处的黑市，则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抢劫和欺诈是家常便饭，但也因此汇率更高。
“陈老板的指令是什么？”安德烈终于喝了一口酒，辣得眯起眼。
伊万坐回桌前，翻开黑色笔记本——那是陈望给他的，和哈尔滨那本一模一样，连页码标注方式都相同。“按第二套预案执行。我们手头现在有多少卢布贷款？”
“八百万。”安德烈报出数字，“其中五百万是上周刚从国家银行贷出来的，抵押物是列宁格勒那家罐头厂的设备——虽然那些设备实际价值连五十万都不值，但银行评估员收了钱。另外三百万是从远东商业银行拆借的，年息24%，但只签了半年期。”
八百万卢布。按照官方汇率，相当于四百八十万美元；按照黑市价，只剩两百五十万；而如果卢布真如密函所说贬值到2.0以上，那可能连两百万都不到了。
“陈老板要我们怎么分配？”安德烈问。
伊万看着笔记本上陈望亲笔写下的预案方案，那是在三个月前，卢布第一次出现波动迹象时就制定的：
“若确认贬值窗口，执行比例：
1. 50%兑换硬通货（美元为主，马克、日元为辅）
2. 30%购买实物资产（木材、有色金属、大宗商品）
3. 20%收购不动产（土地、厂房产权，需文件完备）”
“四百万换美元，”伊万开始计算，“两百四十万买实物，一百六十万买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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