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比哈尔滨温和，但风更利。
伊万裹紧羊绒大衣，站在对外经贸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中苏贸易公司的全套注册材料，还有陈望亲笔写给经贸部几位专家的引荐信。
这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打通官方渠道，把北极光的产品正式推向苏联和东欧市场。
“伊万同志？”门卫从传达室探出头，“您找谁？”
“我约了欧洲司的李处长，”伊万递上介绍信，“上午十点。”
门卫仔细看了介绍信上的公章，又打量了伊万几眼——这个高鼻梁、深眼窝的中国人，俄语口音很重，但证件齐全，手续合规。他点点头：“登记一下，三楼最里面那间。”
伊万填好会客单，走进这座建于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楼道宽敞但光线昏暗，墙壁是淡绿色的，墙角有细密的裂纹。两侧办公室的门都关着，隐约能听见打字机的噼啪声和电话铃声。
他在305办公室门前停下，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伏案写材料。办公室不大，靠墙堆满了文件柜和资料箱，唯一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三部电话，一部红色，两部黑色。
“李处长您好，”伊万用尽量标准的中文说，“我是北极光集团的伊万，陈望陈总介绍我来的。”
李处长抬起头，打量了伊万一会，站起身握手：“坐。陈总昨天打电话跟我说了，你们要在北京设点，做对苏贸易。”
伊万坐下，从文件袋里取出材料：“这是公司的注册证明、经营范围、首期业务计划。我们计划先从轻工业品入手，用罐头、羽绒服、日用品换苏联的石油沥青、木材、有色金属。”
李处长接过材料，快速翻阅。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滑动，偶尔停顿，眉头微蹙。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材料很全，”李处长终于开口，摘下眼镜擦了擦，“但问题不在于材料，在于时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长安街：“苏联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们比我清楚。卢布贬值，物资短缺，政局动荡。这个节骨眼上做对苏贸易，风险很大。”
“风险大，机会也大。”伊万平静地说，“现在苏联的轻工业品缺口达到历史峰值，老百姓排队买不到东西。我们的产品只要能进去，就是硬通货。而且，”他顿了顿，“我们不是空手去，我们有渠道——莫斯科的地皮，列宁格勒的关系网，还有已经运回国内的实物资产。”
李处长转过身，重新打量伊万。这个看起来像外国人的中国商人，说话条理清晰，对局势的判断精准得不像个私营企业家。
“你们在莫斯科有地皮？”他问。
“三处，十二公顷。”伊万从文件袋底层抽出地契复印件，“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产权清晰。可以作为贸易公司的仓库、中转站，甚至未来建厂的基础。”
李处长接过地契，仔细查看上面的俄文印章和签名。他的表情从怀疑逐渐转为认真。
“你们这步棋，”他缓缓说，“走得很深啊。”
“不深不行。”伊万实话实说，“现在做外贸的国营公司，还在等政策、等批文、等配额。我们等不起，只能先下手。”
办公室里又陷入沉默。李处长坐回椅子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在经贸部干了十五年，见过太多企业——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大部分都是跟着政策走，政策松一点，他们往前挪一点；政策紧一点，他们就缩回来。
但眼前这个北极光集团，不一样。他们不是等政策，而是在政策还没明确之前，就先蹚出一条路。这种打法，要么死得很惨，要么活得很好。
“办事处的手续，我可以帮你们协调。”李处长终于开口，“但有个条件。”
“您说。”
“你们的对苏贸易，要做成样板。”李处长目光锐利，“现在部里对私营企业搞外贸还有争议，有人认为‘乱了套’，有人认为‘放活了’。你们如果做成了，就是正面典型；如果做砸了，就是反面教材。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
伊万沉默了几秒。窗外传来鸽哨声，一群鸽子从楼顶飞过，翅膀划过冬日的天空。
“李处长，”他抬起头，“1949年建国的时候，担得起的人，接过了这个国家。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担得起的人，打开了国门。现在1991年，苏联要倒，世界要变，总得有人担起‘变’的责任。我们北极光不敢说担得起，但至少，我们愿意试试。”
这番话，出乎李处长的意料。他盯着伊万看了很久，突然笑了——那是种夹杂着感慨和钦佩的笑。
“好，”他说，“材料放我这，三天内给你们答复。另外，下周三部里有个苏联东欧市场研讨会，我给你们留两个名额。来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认识认识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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