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帮忙卸货。木箱打开，里面是用油纸包裹的器械，虽然旧，但擦得锃亮。尼古拉教授一件件拿出来，小心地摆在临时搭起的木架上。
“这个，”他举起一个铜制的听诊器，“是我老师传给我的，用了三十年。现在，传给草原了。”
其木格接过听诊器，冰凉的铜质触感让她心里一颤。这件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时代的老器械，现在要在这片草原上，继续它的使命。
“教授，”她轻声问，“您真的愿意留下来吗？乌克兰那边……”
尼古拉教授沉默了。这个六十二岁的乌克兰老人，三个月前来到草原时，只是为了赚一笔顾问费。但现在，他看着正在建设的兽医站，看着围观的牧民们期待的眼神，看着这片正在恢复生机的草场，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改变。
“乌克兰，”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的家人在基辅，我的学生在哈尔科夫。但现在那里……很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在抢购面包和黄油。”
他顿了顿，望向远方的草原：“而这里，虽然穷，虽然苦，但人们在建设，在学习，在往好的方向走。我老了，但眼睛没花。我看得出来，你们在做一件对的事。”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其木格：“这是我昨天收到的，我儿子写来的。他说，基辅的大学可能要关门了，他也许……会来中国。”
其木格接过信。乌克兰文她看不懂，但信封上的邮票是基辅的街景，美丽的建筑，安静祥和——那是过去的景象了。
“如果您儿子来，”她郑重地说，“合作社欢迎他。我们建学校，建医院，建一切需要的东西。只要有人愿意来，愿意一起建设，草原就有他们的位置。”
尼古拉教授的眼眶红了。这个经历过二战、经历过苏联建设、现在又经历国家解体的老人，用力点了点头。
“那，”他说，“我就先不走了。等兽医站建好，等第一批学员毕业，等草原上有了自己的兽医。那时候，我再考虑回不回去。”
暮色降临，工人们点起了马灯。兽医站里灯火通明，人们还在忙碌——安装器械，布置药柜，调试设备。朝鲁的妻子和几个妇女送来了晚饭：手把肉、奶豆腐、热腾腾的羊肉汤。
其木格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三个月后，一栋房子立起来了，设备运来了，专家留下了，牧民们有了盼头。
这就是陈望说的“生态”吧。不是施舍，不是援助，而是一起建设，一起成长。你出一份力，我出一份力，慢慢地把荒芜变成家园，把绝望变成希望。
远处传来狼嚎。草原的夜晚，危机四伏。但兽医站的灯光，像一个小小的堡垒，在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守护着新生的可能。
其木格想起宝音临终前说的话：“草原要活，人得先活出个样来。”
现在，他们正在活出个样来。
虽然艰难，虽然缓慢。
但每一步，都踏在实地上。
哈尔滨，北极光研究院。
钱富贵站在实验室门口，有些局促。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拿着笔记本，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
“钱主任，进来吧。”周师傅从显微镜前抬起头，招招手。
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光谱仪、离心机、培养箱，还有一台刚运回来的苏联产食品检测设备。几个年轻的技术员正在忙碌，看见钱富贵，都礼貌地点头。
“周师傅，我想请教个问题。”钱富贵走到工作台前，摊开笔记本，“我在学《财务管理》，看到固定资产折旧这块。咱们厂里的设备，折旧年限是怎么定的？”
周师傅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这个啊，得看设备类型。比如灌装线，一般按十年折旧；运输车辆，按五年；厂房建筑，按二十年。但实际使用中，还得看维护情况、技术更新速度。”
他指着那台苏联设备：“像这个，虽然是二手货，但保养得好，再用五年没问题。可如果新的无菌冷灌装线到了，它可能就要淘汰了。所以财务上的折旧，和技术上的寿命，不是一回事。”
钱富贵认真记笔记。这是他会计课程的最后一个难点——如何把实际的生产经营，转化为准确的财务数据。
“那，”他又问，“如果我们要建新的生产线，投资决策怎么做？光看利润行吗？”
“不行。”周师傅摇头，“得算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净现值，还得考虑机会成本、资金成本、风险因素。这些，沈总最懂，你可以去问他。”
正说着，实验室的门开了。陈望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钱主任也在？”陈望有些意外，“找周师傅请教技术问题？”
“不是技术，”钱富贵不好意思地说，“是财务。我想弄明白，咱们厂的投资决策是怎么做的。”
陈望笑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这个问题问得好。周师傅，你也听听，这对技术研发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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