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教授穿着白大褂走出来，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乌克兰老人不太习惯这样的场面，红着脸挥了挥手。
“第四，”其木格的声音有些发颤，“分红。”
巴特尔和几个年轻人抬上来一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一沓沓捆扎整齐的人民币。崭新的钞票，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人群屏住了呼吸。
“合作社过去半年的经营情况，”其木格拿起一份报表，“总收入：八万七千元。支出：草籽、围栏、兽医站建设、专家工资、夜校费用，总计四万三千元。净利润：四万四千元。”
她抬起头：“按照合作社章程，净利润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分红，百分之四十留作发展基金。也就是说，今天要分给大家的钱，是两万六千四百元。合作社现在有五十三户成员，平均每户能分到……四百九十八元。”
话音落下，人群炸开了锅。
四百九十八元！在1991年的草原，这是一笔巨款。一个普通牧民家庭，一年的现金收入可能都不到这个数。
“安静！”巴特尔大声维持秩序，“听其木格主任说完！”
“分红不是平均分，”其木格继续说，“要按照各家的贡献——入了多少股，出了多少工，提供了多少牛羊。具体的分配方案，已经贴在兽医站的公告栏上，大家可以去看，可以算，有疑问随时问。”
她顿了顿：“但今天，我们要现场发第一批分红——给那些在合作社建设中最出力、最困难的十户家庭。”
巴特尔开始念名字：“朝鲁家，分红八百元！”
朝鲁愣在那里，直到妻子推了他一把，他才跌跌撞撞地走上台。其木格把八张百元钞票递到他手里，这个曾经差点卖掉草场的牧民，手抖得厉害。
“宝音家，”巴特尔的声音低了些，“分红一千元。宝音阿爸不在了，这笔钱给他的老伴和孙子。”
宝音的老伴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台。老人接过钱，没有说话，只是对着其木格深深鞠了一躬。台下，很多人开始抹眼泪。
一个一个名字念下去，一笔一笔钱发出去。台上，领到钱的人激动难抑；台下，等待的人满怀期待。
就在第十户家庭领完钱，其木格准备宣布下一项议程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
十几匹马疾驰而来，卷起一片烟尘。为首的是巴雅尔，钢巴图那个打手头目。他们在人群外围勒住马，马匹嘶鸣，前蹄扬起。
“好热闹啊！”巴雅尔高声说，语气里满是嘲讽，“分红？分谁的钱？分钢巴图大哥的钱吧！”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往后退，有人往前挤，场面一度混乱。
其木格走下主席台，径直朝巴雅尔走去。她没有骑马，就那样一步一步，穿过人群，走到马队前。
两人之间，隔着五米的距离。
“巴雅尔，”其木格抬头看着马背上的男人，“今天是我们合作社的大会，不欢迎捣乱的人。”
“捣乱？”巴雅尔冷笑，“我是来要回属于我们的东西！钢巴图大哥的草场，法院凭什么判给你们？草原上的事，什么时候轮到法院说了算？”
“就凭这个。”丹巴律师从人群中走出来，手里举着一份文件，“乌兰巴托地方法院的判决书，盖着国徽，写着蒙、俄、中三种文字。钢巴图非法高利贷、破坏生产、威胁人身安全，数罪并罚，判刑十二年。他的非法所得——包括那五千亩草场，依法没收，部分赔偿受害者，部分划归合作社。这是法律，白纸黑字。”
他把判决书展开，对着人群：“谁不信，可以上来看！可以拍照！可以去乌兰巴托法院问！”
巴雅尔脸色铁青。他身后的手下们互相看看，有些动摇。
“巴雅尔，”其木格向前一步，声音平静但有力，“你也是牧民的儿子。你父亲当年给公社放羊，冬天冻掉了两根手指，公社给了五块钱抚恤金。你母亲有肺病，没钱买药，是合作社的兽医站给了她免费的药。这些事，你忘了吗？”
巴雅尔握缰绳的手紧了紧。
“钢巴图时代，你给他当打手，欺负乡亲，放高利贷，你以为是在‘混出头’。”其木格继续说，“但现在钢巴图在监狱里，他的草场变成了合作社的集体牧场，他的手下散的散、改的改。你还要跟着那个已经倒了的影子，走到什么时候？”
她指向身后的兽医站，指向篝火边领到分红喜笑颜开的牧民，指向那些正在学习认字算账的年轻人。
“看看这里，巴雅尔。这里没有打手，没有高利贷，没有欺负人的规矩。这里只有一起放牧的邻居，一起学习的伙伴，一起建设家园的兄弟姐妹。这里，才是草原该有的样子。”
风更大了。彩旗猎猎作响，篝火的火星被风卷起，在空气中明灭。
巴雅尔坐在马背上，久久没有说话。他看着其木格，看着丹巴律师手里的判决书，看着那些曾经畏惧他、现在却用期待和鼓励的目光看着他的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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