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四月，草尖已经泛绿。
其木格骑马走过集体牧场，手里拿着合作社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数字很漂亮：草场恢复面积扩大三百亩，羊群产羔率提高百分之十二，牛奶菌落数达标率从百分之三十提到百分之六十。合作社账面盈余，三万七千元。
但她脸上没有笑容。
因为报告最后一页，用红笔圈出了一组数据：合作社成员的债务情况。虽然钢巴图倒台了，高利贷被清算了，但很多牧民家庭，依然背着信用社的贷款、亲戚的借款、甚至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旧债。平均每户负债，一千二百元。
这笔钱，对城市人来说不多，但对草原上的牧民，是一年的收入。
“其木格主任，”巴特尔骑马跟上来，脸色也很凝重，“昨天又有三户牧民来找我，说想退出合作社，把草场租出去，去城里打工。他们说……在合作社虽然稳定，但来钱慢，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其木格勒住马，望向远处。牧场上，合作社的羊群正在吃草，几个年轻牧民骑着摩托车在巡护——那是合作社新买的，用于草场管理。更远处，兽医站的屋顶上，红旗在春风中飘扬。
这一切，都是合作社半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
但现在，根基在动摇。
“他们想租给谁？”她问。
“还能有谁，”巴特尔苦笑，“那些从城里来的老板，听说草原要开发，跑来圈地，说要建度假村，建矿场。开价很高，一亩地一年五十块。一户牧民有五百亩草场，一年就是两万五。对负债的家庭来说，是救命钱。”
一年两万五。其木格心里一沉。这个价格，合作社给不起。合作社的草场是集体经营，利润分红，去年每户才分了不到五百元。虽然长远看，合作社的模式更可持续，更能保护草原，但眼下，实实在在的现金，对负债的家庭更有吸引力。
“不能让他们租。”她下了决心，“草场租出去，就毁了。那些老板只管挖矿，只管盖房子，不管草场死活。三年五年，草场沙化了，他们拍拍屁股走了，牧民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
“道理他们都懂，”巴特尔叹气，“但债务压在身上，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眼前的难关过不去，谁还顾得上长远？”
两人沉默地骑马。春风拂过，带来青草萌发的清香，也带来远处工地的机器轰鸣——那是县里在修通往草原的公路，说是要“开发旅游资源”。
开发。这个词，在草原上，有时候是希望，有时候是毁灭。
回到合作社驻地，其木格立刻给陈望发了加密电报。她把情况说清楚，最后问：“陈总，合作社遇到了生存危机。牧民负债重，眼前利益诱惑大，长远理念难坚守。请问如何应对？”
她等了整整一天。
傍晚时分，回电来了。很长，她译了很久：
“其木格：来信收到。问题核心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矛盾。解决方案：第一，合作社设立‘紧急救助基金’，从盈余中拿出百分之二十，无息借给负债最重的十户牧民，帮助他们渡过眼前难关。第二，启动‘草原守护者计划’，与牧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合作社保证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他们的牛羊奶毛，但要求他们承诺不租售草场，并按照合作社的要求进行生态放牧。签约牧民，子女上学合作社补贴，老人看病合作社援助。第三，拓展产业链。不要只卖原料，要深加工。建小型乳品厂，把牛奶做成奶粉、奶酪；建皮毛加工点，把羊毛做成毯子、衣服。提升附加值，提高牧民收入。钱不够，哈尔滨支持；技术不够，派专家去；销路不够，用北极光的渠道。记住：合作社不是慈善机构，是经济共同体。要让牧民看到，跟着合作社，不仅能活，还能活得更好。陈望。”
电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草原的根，要扎在经济的土壤里，才能扎得深，扎得牢。”
其木格反复读了三遍。
然后，她叫来巴特尔，叫来合作社的所有骨干，连夜开会。
会议开到凌晨。煤油灯的光晕下，一张张被草原风霜雕刻的脸上，先是迷茫，然后是思考，最后是坚定。
“我同意！”朝鲁第一个表态，“我家欠债最多，一千八百块。如果合作社能帮我渡过难关，我这辈子就跟定合作社了！草场？给多少钱都不租！”
“我也同意！”一个年轻牧民站起来，“我去过城里打工，累死累活，还受气。如果能在家门口挣钱，谁愿意背井离乡？”
“但是，”有人提出疑问，“建乳品厂，建加工点，要多少钱？咱们有吗？”
其木格把陈望的电报放在桌上：“钱，哈尔滨支持；技术，派专家来；销路，用北极光的渠道。我们要做的，是把事情做好，把产品质量做好，把合作社的品牌做好。”
她环视众人：“陈总说，合作社是经济共同体。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绑在一起，一起生产，一起销售，一起分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有人要挖我们的根，我们不能让他们挖。我们要把根扎得更深，扎到他们挖不动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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