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冬天，从来就不只是寒冷。
伊万站在阿尔巴特街一栋老式公寓的窗前，手里握着一份刚收到的传真。窗外，1992年初冬的街道灰蒙蒙的，排队购买面包的人群在寒风中缩着脖子，像一串被命运冻结的音符。远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既遥远又刺眼。
传真纸上是弗拉基米尔用老式打字机敲出的报告，标题直白得令人心悸：《“休克疗法”首月社会反应及私有化凭证流通初步观察》。字里行间充斥着“物价指数飙升372%”“卢布兑美元黑市汇率崩盘”“国有企业停产面扩大至43%”这样的字眼。但伊万的目光，落在了报告最后用红笔圈出的部分：
“……‘私有化凭证’发放工作已全面启动，每张面值1万卢布（按发行时官方汇率约合32美元），理论上可兑换任何一家国企的股份。但现实情况是：多数民众视其为‘另一张废纸’，为换取即时生存物资——面包、黄油、伏特加、香肠——正在以极低价格转让。据抽样调查，目前民间交易均价仅为面值的15%-20%，且持续走低。建议：立即启动定向收购计划，重点目标：乌拉尔机械厂附属食品设备分厂、列宁格勒‘红霞’光学仪器厂（拥有精密加工能力）、喀山罐头联合体……”
门被推开，安德烈带着一身寒气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印有中文的硬纸盒。
“办妥了。”安德烈将纸盒放在铺满地图的桌上，声音压得很低，“两箱五粮液，一箱茅台，都是国内直接运来的，绝对保真。收货人是瓦西里将军的老部下，现在在总统办公厅经济顾问班子里的那个人。将军说，这个人‘说话有分寸，知道什么该看见，什么该看不见’。”
伊万打开纸盒，取出一个白玉瓷瓶。瓶身在莫斯科昏黄的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红色的绸带系得一丝不苟，透着东方特有的郑重与礼仪。
“这酒，真能敲开门？”伊万摩挲着光滑的瓶身，语气里有一丝不确定。在枪炮、卢布、石油和钢铁构成的俄罗斯权力场里，用几瓶白酒开路，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在正常时期，不能。”安德烈点燃一支烟，烟雾模糊了他棱角分明的脸，“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整个国家像一列失控的火车，车上的人不知道下一秒会被抛向哪里。掌舵的人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需要盟友，哪怕是外来的、可疑的盟友。而酒精……”他吐出一个烟圈，“能让警惕暂时放松，能让‘友谊’看起来更真诚。尤其是，这种酒精还代表着一种态度——来自那个庞大邻国的、不带枪炮的善意。”
伊万沉默了。他想起陈望在越洋电话里的叮嘱：“伊万，记住，我们不是去趁火打劫，是去参与重建。姿态要低，手要稳，眼睛要亮。送酒不是贿赂，是表达一种尊重——对他们选择的尊重，对他们困境的理解。我们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不是秃鹫，是……带着种子的候鸟。”
“候鸟。”伊万低声重复这个词，走到墙边挂着的大幅苏联地图前。那些曾经辉煌的工业城市标记，如今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个等待注入生机的坐标点。
“收购团队组建得怎么样了？”
“从列宁格勒工厂和基辅调了六个可靠的人，都是本地通，懂技术，也会看人。”安德烈递过一份名单，“弗拉基米尔负责估值和筛选目标。我们制定的原则是：现金交易、略高于市价、绝不强迫。重点针对两类人：一是确实等米下锅的困难家庭，二是对国企彻底失望、只想套现的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伊万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乌拉尔山区，“他们的选择，会是我们的机会。”
同一时刻，哈尔滨。
清晨六点，天还没完全亮透。陈望轻手轻脚地从主卧出来，带上门。李秀兰和刚满三个月的小儿子陈安北还在熟睡。小家伙夜里闹了两次，李秀兰几乎没怎么合眼。
他走到隔壁儿童房门口，悄悄推开一条缝。四岁的大儿子陈定北睡得四仰八叉，一只脚翘在被子外面，怀里紧紧搂着一辆玩具小卡车——那是张大山上次从广州带回来的。陈望走进去，轻轻把儿子的脚塞回被子里，又掖了掖被角。孩子的小脸蛋红扑扑的，睫毛又长又密，像极了李秀兰。
客厅的餐桌上，保姆已经准备好了简单的早餐：小米粥，花卷，一碟咸菜，两个煮鸡蛋。陈望坐下来，却没有立刻动筷子。他拿起茶几上那台厚重的摩托罗拉手机，里面有伊万凌晨发来的加密短信简报。目光扫过“凭证收购启动”“白酒已送达”“人才名单初步拟定”这些字眼时，他的眉头微微蹙起。
这不是简单的商业扩张。这是在历史的断层带上行走，脚下是沸腾的岩浆和脆弱的冰层。一边是千载难逢的资产与人才抄底机会，另一边是巨大的政治风险和道德质疑——趁人之危？资本掠夺？
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动，李秀兰披着外套出来了。她脸色有些疲惫，但眼睛依然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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