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雪，下下停停，将城市裹进一层湿冷而泥泞的白色里。
距离伊万团队启动凭证收购已过去一周。最初的顺利开始遇到阻力，这阻力并非来自犹豫的民众，而是来自水面之下悄然浮起的、盘根错节的旧日网络。
“伊万·伊万诺维奇，情况不对。”谢尔盖压低声音，在旅馆房间临时拼凑的办公桌前汇报，眉头紧锁，“‘红霞’厂家属区那边，最近两天出现了几个新面孔。不是我们之前见过的‘秃鹫’，那些人看起来……更‘正式’些。他们不吆喝，不纠缠，只是站在固定的位置，胸前别着某个‘工人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徽章。有工人想去我们设在热饮店的临时点，他们会‘善意’地拦住，低声说几句什么，然后那些工人就犹豫了，甚至掉头离开。”
安德烈在一旁擦拭着一把老式马卡洛夫手枪的零件，动作平稳，声音却带着冷意：“查过了。那个‘委员会’是个空壳，背后是区里一个前工会干部，姓波波夫。他以前管‘红霞’厂的工会福利分发，厂子停工后，他利用旧关系网，控制了部分困难工人的补助申请渠道，实际上成了一个放小额高利贷和倒卖配给票的中间人。我们溢价收购凭证，断了他一条财路。”
“不止‘红霞’厂。”米哈伊尔补充道，他刚从基辅回来，带来了更广泛的消息，“我联系过的两位导演和一位声乐教授，原本谈得很好，却突然委婉表示‘需要再考虑’。我私下打听，有人说接到了‘文化事务办公室’熟人的电话，‘提醒’他们与外资本合作‘需谨慎’，‘小心文化资产流失’的帽子。这个‘办公室’也是新成立的，背景不明。”
房间里的空气凝重起来。暖气片依旧嘶嘶作响，却驱不散那种被无形之手扼住咽喉的感觉。收购凭证、吸纳人才，这本是商业行为，但在苏联解体后权力与规则重塑的混沌地带，任何触及旧有利益格局的动作，都可能被解读、被阻挠、甚至被贴上危险的标签。
伊万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摊开的地图上划过。地图上，被标记出的目标工厂和机构周围，仿佛开始蔓延出看不见的蛛网。他们还是太显眼了，或者说，他们的“规矩”和“溢价”，在这片习惯于灰色交易和权力寻租的土地上，本身就成了异类，触动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安德烈，”伊万抬起头，“瓦西里将军那边，对我们遇到的‘小麻烦’，有什么说法吗？”
安德烈将组装好的手枪轻轻放在桌上，金属表面泛着冷光。“将军传了话。他说，‘春天的冰面看起来很结实，但踩上去的人，要懂得分辨哪里是承重处，哪里只是薄薄一层。’波波夫那种人，是冰面上的浮渣，不值一提，但背后可能连着冰层下的暗流。他建议我们，要么绕开，要么……”安德烈做了个手势，“找到冰层结实的地方，踩上去，把浮渣震开。”
“踩上去……”伊万咀嚼着这句话。绕开意味着收缩，意味着放弃部分有价值的线索和目标。而“踩上去”，则需要更强大的支点，一个能让那些“浮渣”和“暗流”忌惮的支点。
就在这时，弗拉基米尔抱着一摞文件兴冲冲地推门进来，眼镜片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凝成的白雾。
“伊万！有重大发现，或许也是机会！”他顾不上礼节，将文件摊在桌上最空的地方，“你们看这个——‘红色十月’糖果厂，位于莫斯科河南岸，历史可追溯到沙俄时代，是苏联糖果业的标志性企业之一。设备是七十年代从瑞士进口的，当时算顶尖。但九十年代初就因原料供应和销路问题半停工，去年彻底停产。关键是，它不在大型工业联合体内，产权相对独立，而且——它的一部分私有化凭证，因为厂子名声在外，最初被工人们攥得很紧，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绝望加深，最近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上！”
弗拉基米尔抽出一份产权结构简图：“根据我搜集到的零散信息，由于凭证分散，目前没有单一力量能控股。如果我们能集中收购到足够比例的凭证，再加上一部分现金补偿，很有可能获得实际控制权！更重要的是，”他喘了口气，眼睛放光，“糖果厂！这是食品行业，与我们北极光的核心业务有直接关联！如果能恢复生产，可以生产符合俄罗斯口味的糖果，也可以作为我们进入东欧食品市场的一个现成跳板和样板工厂！”
房间里的气氛为之一变。如果之前他们是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试探，寻找散落的“种子”，那么“红色十月”糖果厂，就像冰面下一块隐约可见的、可能承载重量的礁石。控制一家有历史、有设备、有完整生产资质的工厂，意义截然不同。这不仅是资产，是生产基地，更是一个立足点，一个展示实力和诚意的“橱窗”，一个能让那些“波波夫”们掂量掂量的实体。
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一家停工已久的工厂，设备状态未知，工人离散，恢复生产需要巨额资金和专业技术投入，还要面对复杂的本地关系。而且，一旦他们公开竞购凭证以求控股，必然会暴露在更多势力的目光之下，成为明处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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