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巴马，1948年春
雨下了三天。
阿甘坐在自家走廊的长椅上，金属腿撑直挺挺地伸着，末端抵着潮湿的木板。窗外，雨帘把远处的棉田、更远处的铁轨站台，都模糊成灰绿色的水彩画。屋里传来母亲和房客雷蒙德低声说话的声音——关于下周的房租，关于镇上商店白面包又涨价了，关于雷蒙德在“蓝调地下室”的演出能不能多挣几个钱。
雷蒙德是三个月前租下阁楼单间的。他是个黑人，三十来岁，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背着一把用胶布缠住裂缝的木吉他。母亲一开始有些犹豫——不是因为她自己有偏见，而是担心邻居说闲话。但雷蒙德预付了一个月房租，而且礼貌得让人不好意思拒绝。
“他说他从新奥尔良来，一路往北唱。”母亲曾对阿甘说，“也是个苦命人。”
阿甘不懂什么叫苦命。但他注意到，雷蒙德弹吉他时，眼睛总是闭着，眉头皱成深深的沟壑，好像那些音符是从很痛的地方挤出来的。
走廊里，阿甘开始他每天的“行走练习”。
母亲嘱咐过：每天至少走满一百步，不然肌肉会萎缩。医生说过，像他这样的先天腿疾，能走路已是奇迹，要感恩。
阿甘抓住走廊栏杆，将自己从长椅上“拔”起来。金属腿撑的铰链发出生涩的“咔哒”声。他站稳，深吸一口气，然后迈出左腿。
“咔、嗒。”
腿撑底部的橡胶垫砸在木板上，声音沉闷。重心转移，右腿跟上。
“咔、嗒。”
一步，两步。走廊不长，从这头到那头是十五步。他得走七个来回。
走到第三趟时，雨声忽然变大了。风把雨丝斜吹进来，打湿了他的裤脚和腿撑的金属杆。冰凉。
阿甘停下来，看着走廊外被雨搅乱的世界。他想起了珍妮——上周，珍妮的父亲喝酒喝死了，她被社工带走，送去了另一个镇的寄养家庭。临走前，她把那个红色蝴蝶结塞进他手里，说：“帮我留着。等我回来。”
“你还会回来吗？”阿甘问。
珍妮没回答。她眼睛很红，但没哭。
“阿甘！”母亲在厨房喊，“别淋着雨！”
阿甘收回目光，继续走。但心思飘了，脚步乱了。左腿迈出时，腿撑的铰链卡了一下，他身体一歪，差点摔倒。
慌乱中，他本能地用右腿使劲一蹬，同时腰部向左猛扭——一个极不协调、甚至有些滑稽的动作，但稳住了。
他喘着气，靠在墙上。心跳很快。
然后，他意识到什么，低头看着自己的腿。
刚才那个动作……如果他重复呢？
他试着回忆那个重心转换的瞬间：左腿受阻，右腿发力，腰部扭转作为平衡。他慢慢重复：迈左腿，故意让腿撑磕绊，然后右腿蹬地，扭腰。
“咔、嗒——吱——”
腿撑与木板的摩擦声里，多了一丝别的韵律。像……像雷蒙德吉他里某个布鲁斯乐句的切分音。
阿甘的眼睛亮了。
他不再追求“标准步伐”，而是开始探索“如何在不跌倒的前提下，让每一步都有一点意外”。他尝试不同的重心分配，不同的停顿时长，甚至偶尔让腿撑在地上拖出半寸——那会发出刺耳的“吱呀”。
渐渐地，一种独特的节奏成型了：“咔-嗒-吱——咔、嗒——咔-嗒-吱——”
三步一组，第二步总是短促而重，第三步拖长并伴随摩擦音。因为腿撑的限制，他的上半身不得不配合节奏轻微摇摆，像风中芦苇。
他自己不知道，这看起来像一种笨拙的舞蹈。
“我的上帝……”
很低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
阿甘吓了一跳，扭头。雷蒙德不知何时站在了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眼睛瞪得极大，死死盯着阿甘的腿——不，是盯着他的整个身体。
“对、对不起。”阿甘结巴了，“我吵到您了？”
雷蒙德没回答。他放下水杯，慢慢走过来，在阿甘面前蹲下。这个黑人男子的眼睛里有种阿甘从未见过的光——不是好奇，不是怜悯，而是……震撼。
“孩子，”雷蒙德的声音发颤，“你刚才……在干什么？”
“走、走路。”阿甘低下头，“我走得不好……”
“不。”雷蒙德摇头，伸手轻轻碰了碰阿甘的腿撑，金属冰凉，“你不是在‘走’。你是在……在用你的身体写一首歌。”
阿甘茫然。
雷蒙德站起身，退后两步，做了个“继续”的手势：“再来一次。就像刚才那样。”
阿甘犹豫了一下，重新开始。“咔-嗒-吱——咔、嗒——”
雷蒙德闭上了眼睛。他的头随着节奏微微晃动，手指在空气中虚按，仿佛在弹奏看不见的琴弦。雨水敲打屋檐，远处火车鸣笛，但这些声音都成了背景。走廊里只有腿撑撞击木板的声响，和阿甘有些粗重的呼吸。
三十步后，阿甘停下，额头冒汗。
雷蒙德睁开眼，眼眶竟然是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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