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母亲把罐头一个个擦干净，码进橱柜。雷蒙德从阁楼下来，看到那些罐头，沉默了一会儿。
“夫人，”他说，“我在新奥尔良时，也领过这个。吃了三个月，现在看到豆子就想吐。”
母亲苦笑：“总比没有强。”
雷蒙德点头，但眼神复杂。他转身时，轻轻拍了拍阿甘的肩膀。
那天晚饭是豆子炖罐头肉——肉也是配给的，硬得像木头。阿甘嚼得很慢。母亲看着他，忽然说：“阿甘，你要好好读书。读书，就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就不用再来那个队伍了。”
阿甘点头。但他心里有个小小的疑问：如果读书是为了不领救济，那为什么那些在窗口工作的人也读过书，却对排队的人那么冷漠？
他没问出口。
窗外又下雨了。阿拉巴马春天的雨，绵密而温柔，能洗绿田野，却洗不掉福利办公室长队里那些灰黄的脸。
重庆，书房
贾玉振写完这一节，搁下笔。
油灯灯芯爆了个火花。
他在这段末尾，用铅笔轻轻写了一行小字，打算之后擦掉——这是他和苏婉清的暗记，表示此处有深意：
“福利不是权利，是馈赠。接受馈赠，需以尊严为代价。
当‘不被饿死’成为国家恩典，而非公民基本保障，反抗的道德基础便被悄然抽空。
这是比暴力镇压更精巧的控制。”
写完，他长长吐了口气。
窗外传来打更声——三更了。
沈处长要的“美国福利赞歌”，他写了：看，美国不让穷人饿死，发放食品券，有合作商店。
卡特要的“美国叙事”，他也写了：普通家庭在制度帮助下渡过难关。
但明眼人会看到：长队、盘问、统一的罐头、店主的嘟囔、母亲那句“总比没有强”。
赞歌的旋律之下，藏着不和谐的杂音。
而杂音，才是真相的呼吸。
贾玉振吹熄灯，在黑暗里闭上眼睛。
明天，沈处长会来取稿。
明天，阿甘会在走廊继续他的“腿撑之舞”，雷蒙德会在阁楼对着那些奇怪的符号发呆。
明天，福利办公室的长队依然会排到街角。
但至少在今夜，有人用笔，记下了队伍的形状。
重庆的雾在晨光中显出层次——靠近江面的浓得发灰，半山腰的薄如蝉翼，七星岗这一片的则像浸了油的棉絮，沉甸甸地贴着屋瓦，把声音都吸得闷闷的。
沈处长是踩着这样的雾气来的。
他没坐车，步行穿过两条巷子，皮鞋在湿石板上发出“嗒、嗒”的声响，节奏稳定得像钟摆。身后跟着的还是那两个年轻人，公文包换成了牛皮质地，擦得锃亮。
希望基金小院里，何三姐正在熬粥。大铁锅里米汤翻滚，白气升腾，把她的脸蒸得微红。听见敲门声，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向堂屋方向。
贾玉振已经坐在桌前，面前摊开的是昨晚写完的《阿甘传》新章。稿纸整理得整整齐齐，墨迹全干，边缘压平——一副准备交付的模样。苏婉清不在屋里，冯四爷也不在，只有炭盆里的余烬还泛着暗红的光。
“请进。”贾玉振的声音不高，但穿透雾气。
门开了。
沈处长踏进院子，目光先在何三姐脸上停了半秒——那是职业性的审视，确认有无异样——然后转向堂屋，落在贾玉振身上。他脸上又浮起那种薄油般的笑容。
“贾先生，早。稿子可好了？”
“好了。”贾玉振起身，将一沓稿纸双手递上，“请沈处长过目。”
沈处长接过，没立刻看，而是先掂了掂分量——大约三十页，标准篇幅。他满意地点头，这才翻开第一页，目光快速扫过标题和开头几段。
“福利办公室的长队……”他念出声，眉头微皱，“这题目……会不会太消极？”
“写实而已。”贾玉振平静道，“美国战后确有数百万家庭依赖福利，这是事实。但后面我写了工作人员如何认真核对、食品券如何保障基本生存、合作商店如何方便领取——全是正面描写。”
沈处长继续往下翻。他看稿的速度很快，眼睛像扫描仪，专门捕捉关键词：“认真核对”“保障生存”“方便领取”……看到这些词，他眉头渐渐舒展。
读到中间那段店主的嘟囔时，他顿了顿：“‘又来一批’——这话多余了。”
“真实细节。”贾玉振解释，“我采访过几位归国华侨，他们都提到领取救济时感受过类似的微妙态度。写进去，反而显得客观。”
沈处长盯着那句话看了几秒，最终没划掉。他继续往后翻，看到阿甘母亲那句“总比没有强”，嘴角反而露出一丝笑意。
“这句好。”他点评，“既承认现状艰难，又体现感恩之心。符合我们需要的基调——美国虽好，但普通人仍需奋斗；我们的国情不同，更需自力更生。”
贾玉振微笑不语。
沈处长翻到最后一页，确认没有“敏感内容”，合上稿纸，交给身后的年轻人：“立刻送委员会，加急审。争取明天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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