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七星岗附近街角，4月9日，午后
雾散了半日，阳光勉强挤出来，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泛着油腻的光。
报摊摆在街角，用木板搭的架子，挂满了各式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希望周刊》……墨味混着街边担担面的麻辣气，在潮湿的空气里发酵。
黄包车夫老王把车靠在墙根，撩起衣襟擦汗。
他刚拉完一趟活，从朝天门码头到七星岗，客人给的钱刚够买两个烧饼。
他摸出铜板，递给报摊后打瞌睡的老头：“来份《希望周刊》。”
老头睁眼，收了钱，抽出最新一期。封面标题是：《阿甘传》第三章节选——福利办公室的长队。
老王不识字。他买报纸不是为了读，是为了卷烟——报纸比专门的卷烟纸便宜。
但他摊开报纸时，看见上面的插图：一个洋人妇女牵着孩子，在一栋洋楼前排队。图下有小字说明，但他看不懂。
旁边站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戴眼镜，手里也拿着同一份报纸，正看得入神。
老王凑过去：“先生，这图上画的啥？”
学生抬头，推了推眼镜：“哦，这是中国作家写的小说，讲战后美国的事儿。这母子俩在福利办公室领救济食物。”
“福利办公室？”老王没听过这词。
“就是……官府发粮食的地方。”学生解释，“按这文章说的，美国打赢仗以后，穷人可以去排队领罐头，不至于饿死。”
老王眼睛瞪大了：“真的假的？国家白给粮食？”
“文章里是这么写的。”学生指着文字，“你看这儿：每人每月十二个豆子罐头，两磅奶粉，五磅面粉。虽然要排队，要审核资格，但至少……每个人都有份。”
老王盯着那插图看了很久。画上的洋楼很整洁，排队的人穿着虽然旧但整齐的衣服，窗口里的办事员穿着制服——这一切离他生活的世界太远了。
他想起去年跑警报，防空洞里有人饿晕了，醒来第一句话是“有没有观音土”。
“美国……真好。”老王喃喃道。
学生笑了笑，那笑容有点复杂：“这是小说，是想象。未必是真的。”
“但写得出来，说明他们敢想。”老王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报纸粗糙的边缘，“咱们这儿……谁敢写官府发粮食？写了就是‘惑乱民心’，抓去坐牢。”
学生沉默了。
老王把报纸小心折好——他还是舍不得拿来卷烟了。
他把报纸塞进车座下的暗格，那里还藏着他攒的几张毛票，和半块妻子临死前塞给他的干粮。
“先生，”老王拉起黄包车，准备去招揽下一趟生意，临走前回头问，“您说……咱们要是打赢了，官府能不能也给口饱饭？不用罐头，给点糙米就行。”
学生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老王似乎也不指望回答。
他拉起车，沿着湿滑的石板路小跑起来，脚步声“嗒嗒”作响，混入街市的嘈杂。
学生站在原地，看着老王远去的背影，又低头看看手里的报纸。
文章里那些关于“福利社会”“基本保障”“平等机会”的词句，在重庆潮湿的空气里，显得那么轻盈，那么不真实。
但就在刚才，一个不识字的黄包车夫，用最朴素的问题，戳破了这层轻盈：
咱们要是打赢了，官府能不能也给口饱饭？
学生把报纸夹在腋下，转身离开。他要去参加一个读书会，今晚要讨论的正是这篇文章。
他已经能预见到那些争论：有人会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虚伪福利”，有人会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蓝图”，有人会说“我国国情不同，不可照搬”。
但老王的问题，像一根细刺，扎在他心里。
最简单的期盼，往往最难回答。
阳光又隐入云层。
雾从江面重新爬上来，裹住山城。
报摊老头收起摊子，嘟囔着“又要下雨咯”。
而那份刊载着《阿甘传》的报纸，被老王藏在黄包车暗格里，随着他在重庆起伏的街巷中穿行，像一个沉默的、来自远方的梦——
关于一个可能永远无法抵达，但至少有人敢去想象的，更好的世界。
瓜岛的战壕里，杰克在哨位上，手按着胸口那份报纸，盯着黑暗中的丛林。
底特律的工厂里，莉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厂房时回头看了一眼布告栏——那两页杂志在夜风中微微飘动。
堪萨斯的农舍里，老约翰逊给妻子念艾德写的家书，信里说哥哥们已经抵达训练营。
重庆的巷子里，老王把黄包车停在家门口——那是个用木板和油毡搭的窝棚。他从暗格里拿出报纸，就着邻居家漏出的灯光，看着上面看不懂的插图和文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小心地把报纸折好，放在枕头下。
躺下时，他想起妻子饿死前最后的话：“下辈子……投胎到……有饭吃的地方。”
老王闭上眼睛。
也许，不用等下辈子。
也许，打赢了这场仗，就会有。
这个念头很微弱，像风中的烛火。
但在这无边的黑夜里，有一点光，总比彻底黑暗好。
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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