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格林威治村，5月2日，晚上十点半
菲利普·罗斯把酒杯往吧台上一顿，杯底和木头碰撞出“咚”的一声闷响。
“钝刀子。”他吐出三个字，舌头有点打结——这已经是今晚第四杯威士忌了。
酒吧里烟雾缭绕，留声机放着格伦·米勒的《月光小夜曲》，角落里几对男女在昏暗灯光下搂着跳舞。
战争才打了半年，纽约的夜生活已经学会了在阴影里找乐子，像受伤的动物舔伤口。
坐在菲利普对面的是他大学同学丹尼，现在在《纽约时报》书评版做编辑。
丹尼推了推眼镜，把手里那份《纽约客》往旁边挪了挪——上面登着菲利普刚发表的专栏，标题是《被驯服的先知》。
“你这话说得太重了。”丹尼小口抿着啤酒，“人家一个中国作家，写篇小说给美国人看，你还指望他能把咱们的皮都扒了？”
“我不是要扒皮！”菲利普声音高起来，引得旁边几桌人侧目。他压低嗓子，但语气更急，“我是说……他本来能扒皮的！你忘了我们搞到的那几页狱中推演？那才叫扒皮！”
他伸手指着吧台上另一份皱巴巴的纸——那是OSS内部流出来的复印件，上面有贾玉振在重庆监狱墙上写的几句话。丹尼托关系才弄到手。
菲利普的手指戳在其中一个段落上：
“福利制度的本质是社会控制。当生存资格需要被审核，审核者就掌握了定义‘谁是合格穷人’的权力。这是一种比监狱更隐蔽的囚禁——囚禁在‘证明自己够惨’的流程里。”
“你看看这个！”菲利普眼睛发红，“这话一针见血！福利不是白给的，是换你的尊严，换你的顺从。你得表演贫穷，表演可怜，表演感恩，才能换来那几罐豆子！这才是真相！”
丹尼沉默地看着那份复印件。
酒吧的灯光在纸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那些字句像刻上去的，硬邦邦的。
“可是在小说里呢？”菲利普翻开《纽约客》旁边那本《生活》杂志，翻到《阿甘传》章节，“你看他怎么写的——‘工作人员机械但认真地核对信息’、‘母亲说总比没有强’、‘阿甘觉得罐头虽然单调，但能吃饱’……”
他抬起头，盯着丹尼：“他把刀刃磨圆了。把手术刀变成了汤勺。”
丹尼叹了口气：“也许……他只是想写个好看的故事。读者喜欢看温暖的东西，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该喂他们糖？”菲利普冷笑，“糖吃多了会蛀牙。谎言听多了会瞎眼。战争打完了，我们还得面对真正的问题——贫富差距，种族歧视，权力滥用。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打仗就消失，只会被暂时掩盖。
等到仗打完了，揭开盖子一看，嚯，脓疮都烂到骨头里了！”
他说得太急，被威士忌呛了一口，剧烈咳嗽起来。
丹尼拍拍他的背。
吧台后的酒保擦了擦杯子，插了句嘴：“先生，您说的那个中国作家……我老婆看了他的文章，哭了一晚上。
她说想起她爸在大萧条时饿死的模样。
她说要是以后真能像文章里写的那样，穷人至少饿不死，那这仗就没白打。”
菲利普转头看着酒保——一个五十多岁的意大利裔，脸上有深深的皱纹。
“我不是说饿不死不好。”菲利普语气软下来，“我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饿不死。就像你老婆的父亲，他为什么饿死？因为制度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只想着‘战后不饿死就行’，不去想为什么之前会饿死，那同样的事还会发生。”
酒保想了想，点点头：“您说得有道理。但……”他指了指窗外，“街上走的人，工厂干活的人，战场上打仗的人，他们现在没工夫想那么远。
他们就想知道，这场仗打完了，日子能不能好过点。”
菲利普沉默了。
他知道酒保说得对。大多数人要的只是一个盼头，一个具体的、能摸得到的希望——一罐豆子，一份工作，孩子能上学。
但他就是不甘心。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那年，1932年，在芝加哥亲眼看见警察用警棍驱散要求救济的退伍老兵。
那些老兵参加过一战，为国家流过血，最后却像野狗一样被赶出营地。
那时他就发誓，要用笔把真相写出来，让所有人看见。
可现在，一个他认为是“同类”的中国作家，却选择了温和的写法。
“你不懂。”菲利普对酒保说，声音很轻，“有些人拿笔，是为了让人舒服。有些人拿笔，是为了让人清醒。我宁愿当那个把人扎醒的。”
他掏出几张钞票放在吧台上，抓起外套和那几份报纸杂志，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去哪儿？”丹尼问。
“回家。写下一篇专栏。”菲利普走向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我要告诉读者——那个中国作家可能怕了，可能妥协了，但我们不能怕。
我们不能只想要罐头，我们得追问：谁决定罐头里装什么？谁决定谁有资格领罐头？谁坐在办公室里，决定着千千万万人的饥饿或饱足？”
门上的铃铛响了，他消失在纽约五月的夜色里。
丹尼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把杯子里最后一点啤酒喝完。
酒保过来收杯子，随口问：“您朋友是作家？”
“专栏作家。”丹尼说，“总想改变世界的那种。”
“能改变吗？”
丹尼苦笑：“谁知道呢。但总得有人喊两嗓子，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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