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靠在椅背上，想起昨天接到的电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委婉地表达了“关切”，说最近一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能助长反美情绪”。
“尤其是那场什么‘修仙辩论’，”那位官员在电话里说，“被左翼媒体拿来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这不利于盟国团结。”
哈罗德当时回答：“新闻自由，先生。而且，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连一场外国文人的讨论都经不起，那问题恐怕不在讨论本身。”
挂了电话后，他吩咐助理：“把关于中国‘仙界辩论’的所有报道整理一份，我要看看。”
现在，他看着桌上那叠材料，陷入了沉思。
作为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形式的“反美宣传”。
但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又不得不承认：这场辩论触及了一些深层问题。
比如，美国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对黑人的剥削、对移民的压榨、对拉美的经济控制？
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美国梦”，是不是真的向所有人开放？
还是说，它只是一张“仙界入场券”，需要特定的肤色、阶级、出身才能获得？
哈罗德揉了揉太阳穴。这些问题太沉重，他不想深究。
但作为主编，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话题，会火。
果然，下一期《纽约客》出版后，那幅漫画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读者来信赞扬“一针见血”，有读者愤怒指责“诋毁美国”，还有读者问：“那个‘仙界辩论’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哈罗德让编辑写了一篇背景介绍，放在漫画旁边。文章末尾写道：
“这场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讨论提醒我们：在我们努力向世界输出‘美国梦’的同时，世界也在审视这个‘梦’的真实成分。也许，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梦’打扫干净。”
文章登出后，哈罗德收到了三封辞职信——都是杂志社里的保守派编辑。
他没挽留。
他知道，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再也合不上了。
华盛顿，国务院大楼。
卡顿助理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这是本月第三份欧洲使馆发回的简报，”卡顿把一叠文件摔在桌上，“都说当地左翼媒体在利用中国的‘修仙辩论’攻击我们。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连瑞士都开始了！”
坐在对面的国务院东亚司司长约翰逊推了推眼镜：“先生，我认为您过虑了。这只是一场学术讨论……”
“学术讨论？”卡顿打断他，“约翰逊，你告诉我——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讨论，会被欧洲人拿来批判美国社会？为什么我们的‘美国梦’，在他们的报道里成了‘剥削者的仙界’？”
约翰逊沉默。
“因为这场讨论戳中了某些人的痛处！”卡顿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那些欧洲左翼，本来就对我们不满。现在好了，中国人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比喻——‘仙界’，‘金字塔’，‘小仙童’！多形象啊！连不识字的工人都能听懂！”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约翰逊小心地问。
卡顿停下脚步：“第一，让驻欧洲使馆加强对当地媒体的‘沟通’，委婉地提醒他们——我们是盟友，不该互相拆台。
第二，让高斯大使评估一下，胡风、贾玉振这些人，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如果必要……可以接触一下，看看能不能‘引导’他们的讨论方向。”
“引导？”约翰逊皱眉，“这恐怕很难。据我了解，贾玉振是个很独立的人，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资助或指导。”
“那就创造一些‘民间交流’的机会。”卡顿坐回椅子，“比如，让某个美国基金会邀请他去美国访问，或者，资助他的‘希望基金’。人嘛，总是需要资源的。有了资源，就好说话了。”
约翰逊点点头，但心里不以为然。他看过贾玉振的资料，知道这个人连重庆政府的招安都拒绝了，会接受美国的“引导”？
但他没说出来。
在官僚体系里，有时候装糊涂比说实话更安全。
卡顿继续说：“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我们要加速推进对华援助的宣传。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不是‘仙界’，我们是真诚的朋友，是来帮他们打日本的。那些关于‘剥削’‘压迫’的讨论，都是……都是偏离重点的噪音。”
“明白。”约翰逊记下要点。
离开卡顿办公室时，约翰逊在走廊里遇到了刚从中国回来的外交官史密斯。
“听说你在为‘修仙辩论’头疼？”史密斯笑着问。
约翰逊苦笑：“你也知道了？”
“当然。我在上海时，亲眼看到租界里的中国人怎么讨论这个话题。”
史密斯压低声音，“说真的，约翰逊，我觉得我们该认真对待这场辩论。它反映的是中国民意的转向——从盲目崇拜西方，到理性审视西方。
如果我们还抱着‘救世主’心态，战后会吃亏的。”
约翰逊叹气：“我跟卡顿说了，但他听不进去。他只看到辩论被左翼利用，没看到辩论本身的意义。”
“那你就该写份更深入的分析报告。”史密斯说，“绕过卡顿，直接递给更高层。这场辩论，可能关系到战后我们在亚洲的战略布局。”
两人在走廊尽头分别。
约翰逊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沉思了很久。
然后，他抽出一张纸，开始写一份绝密报告，标题是：
《关于中国“批判性学习西方”思潮的战略影响评估》。
他知道这份报告可能会得罪卡顿。
但他更知道，如果不写，可能会犯下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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