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七星岗希望基金小院。
贾玉振的书桌上，堆着十几封从国外寄来的信。
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有德文的，还有一封是日文的——寄信人是个日本反战人士。
苏婉清帮着一封封翻译。
她外语好，早年在北京读书时学过。
“这封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写的，”苏婉清念道，“他说你的‘建仙者’理念，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更具体、更符合东方语境。他邀请你……如果战后有机会，去英国讲学。”
贾玉振笑了笑：“战后……还远着呢。”
“这封是法国《人道报》编辑让·马莱写的。他说你的文章给了欧洲左翼新的思想武器，他代表报社向你致敬。”
“这封是纽约的……一个普通读者，她说她是个纺织女工，读了《阿甘传》的英文节选，很感动。她说美国也有无数‘阿甘’，在底层挣扎。”
念到最后一封时，苏婉清停顿了一下。
“这封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副教授，笔名‘青枫’。他说他秘密读了《昭和白菊》，深受震撼。他说日本也有很多‘幸子’，很多‘望’，在军国主义的谎言下受苦。他问，战后，中国和日本，能不能一起建造一个没有‘仙界’的东亚？”
贾玉振沉默良久。
“回信给他，”他终于说，“就说：可以。但前提是，日本先承认错误，先清算罪孽。建造新房子之前，得先把旧房子的血迹洗干净。”
苏婉清记下。
这时，胡风急匆匆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稿。
“玉振兄！你看看这个！”胡风把电报稿递过来，“我刚收到的，从瑞士转过来的。法国、英国、美国的好几家报纸，都在报道我们的辩论！有些还做了深度分析！”
贾玉振接过电报稿，快速浏览。
上面是几篇报道的摘要，以及一些读者的反响。
看完，他抬起头：“你怎么看？”
“我……”胡风深吸一口气，“我没想到会传到国外。更没想到……会被认真对待。我还以为洋人会像看笑话一样看我们。”
“有些洋人是当笑话看。”贾玉振平静地说，“但有些不是。那些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的洋人，大概……在自己国家，也是不被主流待见的人吧。”
胡风愣了愣，然后点头：“对，应该是这样。那些左翼、那些批判者、那些也在寻找出路的人。”
“所以你看，”贾玉振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正在晾晒“希望皂”的妇女们，“思想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在地球另一端，也有人感同身受。这不是巧合，是因为这个世界，本就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胡风走到他身边，并肩站着。
院子里，何三姐正在教几个女工怎么晾皂才能干得快。阳光照在她们脸上，虽然粗糙，但透着一种朴实的生命力。
“玉振兄，”胡风轻声问，“你说这场辩论，最终会带来什么？”
贾玉振看着那些女工，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会带来……种子。”
“种子？”
“嗯。思想的种子，已经撒出去了。有的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的落在欧洲，有的落在美洲。
有的会发芽，有的会死去。但只要有几颗能长成树，能给人荫凉，能结出果子——就够了。”
胡风品味着这话。
他想起自己写那篇文章时的忐忑，想起研讨会上的激烈争论，想起茶馆里张瞎子的评书，想起码头工人组织的“不修仙会”。
原来，思想的涟漪，真的可以荡得很远很远。
远到他们从未想象过的地方。
“对了，”胡风想起一件事，“我收到延安的正式邀请，请我去交流。赵清源同志说，他们想系统学习一下这场辩论的背景和意义。”
“去吧。”贾玉振说，“把种子，也带到那边去。”
“那你呢？这么多国际关注，你打算怎么回应？”
贾玉振回到书桌前，铺开稿纸，拿起笔。
“我继续写。”他说。
“写什么？”
“写《建仙者宣言》的下一部分。”贾玉振蘸了蘸墨，“既然有人听，那就多说一点。说到他们真正听懂为止。”
胡风离开后，书房里安静下来。
贾玉振提笔，在稿纸上写下：
“我们收到远方来信。信中说，我们的讨论，在他们那里引起了共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苦痛是相通的，人类的渴望也是相通的。
“东方的工人和西方的工人，吃的是一样的苦。东方的母亲和西方的母亲，流的是一样的泪。那么，东方的‘建仙者’和西方的‘建仙者’，为什么不能有一样的梦？
“这个梦很简单：一个孩子有饭吃，有书读，有尊严地长大；一个工人有活干，有工资拿，有保障地老去；一个农民有地种，有粮收，有盼头地生活。
“这个梦不分东方西方，只分人心。心中有这个梦的人，哪怕相隔万里，也是同志。心中没有这个梦的人，哪怕住在对门，也是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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