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阿甘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露西严禁他再随着音乐摆动。“听着，阿甘，”她严肃地说，“我们是白人，我们是体面人。你那样扭动，邻居会怎么看？史密斯太太昨天问我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阿甘不懂：“可是妈妈，我的腿……喜欢那样动。不动的时候，它很重。动起来，就像……像音乐在帮我抬腿。”
露西心软了一瞬，但恐惧压倒了温柔。“不行。答应妈妈，不要再那样了。”
阿甘答应了。
他是个听话的孩子。
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
当罗伊在阁楼练习时，当收音机里传来节奏强烈的音乐时，他的身体还是会准备行动。
这时他会用力抓住椅子扶手，或者咬住嘴唇，用疼痛来压制那种冲动。
露西看见了，心里像被针扎。
但她告诉自己：这是为他好。
一天下午，露西在院子里晾床单时，罗伊走过来。
“女士，我想和您谈谈阿甘。”
露西警惕地抬头：“谈什么？”
“关于他的……动作。”罗伊选择用词，“您禁止他随音乐摆动，但您有没有想过，那可能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
露西冷笑：“表达？用那种怪样子？罗伊先生，我感谢您按时交租，但请您不要干涉我怎么教育儿子。你们黑人有你们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我们的规矩。”
罗伊沉默片刻，然后说：“女士，音乐没有颜色。节奏没有种族。阿甘听到节奏时的反应，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您不是在禁止他跳舞，您是在禁止他……成为他自己。”
“成为他自己？”露西的声音尖锐起来，“一个戴着腿撑、动作滑稽的傻子？这就是他自己？
不，先生。我要他至少看起来正常，至少不被嘲笑，至少……”
她哽咽了，“至少将来能有个地方愿意雇他扫地板！”
罗伊看着这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女人，突然理解了她的恐惧。
她不是在歧视黑人音乐，她是在恐惧一个更残酷的世界——一个对“异常”零容忍的世界。
“我明白了。”他轻声说，“对不起。”
他转身要离开时，露西叫住他：“罗伊先生。”
“嗯？”
“您是个好人。”露西的声音很轻，“但这个世界……不是好人的世界。”
罗伊点点头，上楼了。
那天晚上，阁楼的萨克斯声格外低沉、缓慢，像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重庆，贾玉振写到了这一章。
油灯下，稿纸铺开，他写道：
“战后美国的繁荣像一层镀金，底下还是旧的锈。
阿甘的腿撑是这个国家的隐喻——表面上，每个人都有自由舞动的权利；
实际上，每个人的身体都被看不见的支架束缚着：种族的支架，阶级的支架，性别的支架，正常与非正常的支架。
“阿甘的舞蹈之所以震撼罗伊，不是因为它美，而是因为它真实。
真实地展现了一个被束缚的身体如何挣扎着寻找节奏，如何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这种真实，在那个镀金的时代，是稀缺品。
“但真实往往是危险的。所以阿甘的母亲禁止他跳舞。
不是因为她不爱他，恰恰是因为她太爱他——爱到宁愿他安全地蜷缩在‘正常’的笼子里，也不愿他冒险展示真实的、可能受伤的自己。
“这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困境：要真实，还是要安全？要成为自己，还是要被世界接受？”
写到这里，贾玉振停下笔。
窗外传来长江夜航船的汽笛声，悠长而孤独。
他想起重庆街头那些在轰炸中失去腿的伤兵，他们装上简陋的木制假肢，学习重新走路。
他们的步伐也是笨拙的、分裂的、一顿一顿的。
那也是一种“舞蹈”吧。
在废墟中，在残缺中，寻找平衡的舞蹈。
苏婉清端茶进来，看见他沉思的样子，轻声问：“写到难处了？”
贾玉振摇头：“不是难处，是……心痛处。”
“为阿甘心痛？”
“为所有不得不隐藏真实自己的人心痛。”
苏婉清走到窗边，和他并肩站着。
夜色中的重庆，零星灯火在山上闪烁，像不肯熄灭的星。
“玉振，”她忽然说，“你觉得阿甘后来还会跳舞吗？”
贾玉振沉默很久，然后说：“真正的舞蹈，不是想跳就跳、想停就停的。它一旦被唤醒，就永远在那里，在血液里，在骨髓里，在每一次心跳的间隙里等待。
你可以禁止身体摆动，但禁止不了节奏在体内回响。”
他回到桌前，写下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
“阁楼的萨克斯声停了，但阿甘腿撑的震颤，已经刻进了这栋老房子的木头骨架里。有些节奏，一旦开始，就永不停止。”
吹熄油灯时，他仿佛听见了——从太平洋彼岸，从一栋灰绿色的老木屋里，传来细微的、顽固的、金属与木头摩擦的声响。
咔、吱呀、咚。
咔、吱呀、咚。
那是束缚中的身体，在寂静中，继续着无人看见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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