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山城，市党部那栋灰色小楼里的争论，却比窗外的雾气还要粘稠几分。
严襄儒将一份刚送到的《中央日报》拍在桌上，第二版显着位置，正是他亲手颁发的“抗战文化卓越贡献奖”新闻，配着贾玉振微笑接奖的照片。
“看看！白纸黑字！舆论已经造出去了！”严主任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现在全重庆都知道，贾玉振是我们树立的文化标杆，是促进中美友好的模范！
那个美国女记者发几句脾气，就能把这事翻过来？朝令夕改，政府的威信何在？”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几个处长、科长面面相觑，有人低头喝茶，有人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
“严主任，”坐在角落的一个中年男人缓缓开口，他是宣传部三科的副科长，姓秦，早年留美读过社会学，“我不是要翻案。我只是觉得……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理解一下，美国人到底想要什么。”
严主任皱眉：“想要什么？他们自己报纸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喜欢贾玉振那本《阿甘正传》！”
“是，但那个玛丽·温斯洛的话，也许透露了另一层意思。”秦科长推了推眼镜，“我在美国读书时观察过，他们的舆论场，尤其知识界和某些政治圈子，对一味唱赞歌的东西，其实……不太看重。
他们更看重的是批判性，是揭露问题，甚至是自我否定。他们认为这才是思想的力量，是进步的动力。”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你的意思是，”另一个处长迟疑道，“美国人……真的喜欢挨骂？”
“不是喜欢挨骂，”秦科长斟酌着用词，“而是他们认为，只有允许乃至鼓励对自身的尖锐批判，一个社会才有活力，才能避免僵化。
他们欣赏的，是敢于质疑、敢于解剖的精神。
贾玉振之前的《警示录》《黄粱梦》，虽然让一些美国人不舒服，但可能正是这种‘不舒服’，让华盛顿某些人觉得他有价值。”
严主任的脸色变幻不定，他端起茶杯，又重重放下：“荒谬！按你这说法，我们嘉奖他写了让美国人高兴的文章，反而错了？难道要鼓励他继续写那些让‘友邦惊诧’的东西？”
“我不是这个意思。”秦科长叹了口气，“我只是建议，对贾玉振的‘引导’，也许不必太急于定调。不妨……观望。
看看他接下来到底能写出什么，看看美国那边，到底会有什么后续反应。有时候，不动，比乱动要好。”
会议室里再度陷入沉默。最后，严主任摆了摆手：“行了。嘉奖的事已经定了，宣传也出去了。对贾玉振，继续保持接触，保持‘关注’。但具体……先看看。散会。”
两天后的深夜，“共学书屋”的门被轻轻叩响。三长两短，是约定的暗号。
贾玉振打开门，玛丽闪身而入。她裹着一件深色风衣，脸色在油灯下显得苍白而疲惫。书屋里的炭火驱散了寒意，但也让空气有些沉闷。
“贾，”玛丽开门见山，声音有些沙哑，“我发出了报告。现在，我需要你更明确的答案。”
贾玉振示意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茶。苏婉清在里间，确保无人打扰。
“OSS和华盛顿的一些人，确实对你近期的‘转向’感到失望。”
玛丽盯着跳动的灯火，“他们欣赏你早年的锋芒。但他们对所谓的‘深度’，有自己的定义——必须服务于战争，服务于明确的反法西斯叙事框架。
在这个框架内，可以容忍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批判和警世。
超出这个框架，或者明显损害当前盟友形象的，不行。”
她抬起眼，看着贾玉振：“这是底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谈谈你的‘代价’。”
贾玉振点点头，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卷精心绘制的图纸和一份写满数字的预算表，在桌上缓缓铺开。
油灯的光晕落在图纸上。那是“技术传习所”的扩建规划：在原有两个班（缝纫、木工）的基础上，增设“基础电讯班”、“简易机械班”，甚至规划了一个小型的“实习车间”，标注了需要购置的万用表、电键、小型车床、台钳等设备。
预算表上，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从聘请专业技师的薪金，到购买教材教具的费用，再到给贫困学徒的伙食补贴。
“资金，”贾玉振的手指划过预算总额，“需要这个数。不是一次性的稿费，而是能够支撑这个计划启动并维持至少两年的专项资助。
这笔钱，必须明确用于传习所，由基金公开账目管理。”
玛丽仔细看着那些数字，眉头微蹙，但没有立即反对。
“第二，”贾玉振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空间。我知道你们无法命令重庆政府。但我需要你们，通过你们认为合适的外交或舆论渠道，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贾玉振的创作，具有独特的国际文化交流价值，其完整性值得尊重。
我不奢求绝对自由，只求一个不成文的默契——我的核心文章，在《希望周刊》及其关联渠道发表时，不被无故腰斩，不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我需要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呼吸的缝隙。”
玛丽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茶杯。
贾玉振等了她片刻，见她没有打断，便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其实，关于你们想要的‘深度’和‘反法西斯’主题，我手头正有一个构思。只是……尺度恐怕有些大，你们的决策者看了，未必能安眠。”
玛丽的敲击声停了。她抬起头，目光锐利：“说来听听。”
贾玉振身体微微前倾，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刻的阴影。他用一种近乎平静的学术探讨语气，描述了那个设定：未来的美国，因人口过剩、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无法调和，政府推出“清除计划”——每年有十二小时，所有犯罪合法化，旨在系统性“清理”底层无用人口，同时让民众宣泄暴力欲望。
“你可以把它看作，”贾玉振的声音毫无波澜，“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一种冷酷的、极端的自我调节机制。类似英国工业革命后，对失去土地的‘过剩’农民和流浪汉的处理——从《济贫法》到实质性的驱逐与清理。”
玛丽的脸在灯光下瞬间失去了血色。她猛地站起身，椅子在砖石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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