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振面前的桌上，摊开着几本从旧书摊淘来的、封面早已磨损的德文和英文社会学、心理学着作。
他看得极慢，不时用铅笔在行间划下细线，或在页边写下蝇头小楷的批注。
这些文字里，关于“群体压力释放”、“社会安全阀理论”、“资源最优配置模型”的论述，此刻在他眼中，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即将被锻造成现实锁链的冰冷铁胚。
他提笔，笔尖在稿纸上流泻出的，是一种近乎学术报告的冷静口吻，剖析着“净化日”如何从纸面变为现实：
“‘社会压力调节与资源回收日’——后世俗称‘净化日’——的构想，最初诞生于‘新开国元勋党’下属‘社会效率研究所’的一份编号SER-58-774的内部研究报告。
报告援引了战前欧洲某些边缘社会学家关于‘定期仪式化暴力可疏导社会攻击性，维护长期稳定’的假说，嫁接以古典经济学中‘淘汰低效单元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的冷酷逻辑，并巧妙借鉴了古罗马‘农神节’期间短暂颠倒社会秩序的传统，包装出一套看似自洽的理论体系。
通过每年十二小时‘有控制的、合法的压力释放窗口’，可以最大限度地宣泄民众积累的不满与暴力倾向，同时系统性地清除那些已被‘社会贡献评估系统’标记为‘负资产’的人口，实现‘社会机体的定期排毒与优化’。
更关键的是，它赋予普通公民一种扭曲的‘参与感’与‘被授权’的幻觉——用有限度的、针对特定目标的‘自由’，来换取对绝对权力的长期服从。”
“立法过程高效而沉默。在元勋党绝对控制的‘合作区议会’，该法案以‘优化社会管理，促进长治久安’为名，被捆绑在一系列无关紧要的市政预算案中悄然通过。
异议者寥寥，且迅速被掌控的媒体贴上‘软弱的人文主义者’、‘同情社会寄生虫’、‘阻碍进步与效率’的标签。
宣传机器随之开动，将这一残酷制度美化为‘古老传统的现代科学诠释’、‘公民社会责任与权利的全新体现’、‘迈向更纯净、更高效社会的必要一步’。
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精心编制的信息洪流与对‘集体福祉’的宏大叙事中。”
“最终，《特别时期社会管理法》第七修正案附录正式颁布，明确公元1960年3月21日为首个‘社会压力调节与资源回收夜’。细则冰冷如机械：
时间：每年3月21日19:00至次日07:00，共12小时。
豁免范围：此期间，除（1）针对佩戴十级及以上公务徽章者的人身伤害；（2）使用军用级爆炸物、生化制剂、重机枪及以上制式武器外，其余一切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谋杀、伤害、抢劫、纵火、非法侵入等，暂不受现行刑法追究。
公共服务：政府暂停一切警察、消防、医疗急救等公共服务。所有官方建筑封闭。
经济激励：鼓励‘资源回收’。官方公示系统（需付费查询）提供部分‘待优化单元’基础信息及位置。私人处置‘优化单元’所获‘可再生资源’（特指可用的器官、稀有金属植入体、特殊生物组织等），经申报可享税收抵扣。
特殊保护：十级及以上公务人员需佩戴特制荧光徽章，受规则绝对保护。
附录末尾用加粗字体强调：‘本措施旨在通过科学手段优化社会结构，释放压力，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长远利益与和平生活。积极参与、理性调节，是每位合格公民的荣誉与责任。’”
笔尖在这里顿了顿，贾玉振抬眼，仿佛能穿透稿纸，看到那个被这套冰冷规则所定义的、1960年3月21日的白昼。
1960年3月21日，纽约。
天空是一种不祥的铅灰色。白天的城市弥漫着一种高电压般的、诡异的亢奋与不安。
中心商业区的奢侈品商店提前拉下了沉重的合金卷帘门。
药店外排起长队，人们争相购买绷带、消毒水、止痛片，以及任何能当作武器的东西——从棒球棍到园艺剪。五金店的锤子和撬棍销售一空。
街道上，“公共秩序维护队”的灰色装甲车巡逻频次明显增加，士兵们的表情在防暴面罩后看不真切，唯有枪口冷漠地指向街道两侧。
在上东区一栋有着严密私兵守卫的豪宅里，一场名为“净化沙龙”的私人派对正在筹备。宾客名单严格筛选，侍者穿着复古燕尾服，银质托盘上放着香槟。
客厅墙壁上，巨大的闭路电视屏幕已经接通了城市主要监控摄像头的信号，画面分割成数十个小格，实时显示着各处的街景。
派对主人，一位与德国化工业巨头关系密切的金融家，正微笑着对客人介绍：“今晚我们将欣赏到最原始、也最真实的‘社会动力学戏剧’。
当然，我们也为艺术贡献了一份力量——通过一个可靠的渠道，‘预订’了几个颇具‘特色’的优化单元，他们的‘回收过程’将会有一个专属镜头，为我们的夜晚增添一些……哲学性的点缀。”宾客们发出低低的、矜持的笑声，眼神中闪烁着猎奇与残忍混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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