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线，莫斯科的反应更为复杂。
克里姆林宫，宣传部长办公室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那位以强硬着称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皱着眉头读完俄译本。
他划出了十几个段落：关于“社会贡献积分系统与计划经济潜在异化”的暗示，关于“任何绝对权力都可能催生类似‘净化日’制度”的潜台词。
“这个中国作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副手说，“但他对资本主义与法西斯媾合后的形态，剖析得比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要深刻。”
“要删节吗？”
谢尔巴科夫沉思良久：“不。全文发表。但配发一篇《真理报》评论员文章，强调：一、书中描绘的是‘垄断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终极形态’；
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异化；
三、作者作为中国民主人士，其局限性在于未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决定性作用。”
于是，5月中旬，苏联出现了罕见景象：一本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外国小说，以十万册的首次印刷量发行。
排队购买的除了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前线士兵的家属——他们的丈夫、儿子正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与德军血战。
在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聚集的阅览室里，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读完后，对旁人说：“900天围城时，我们吃过皮带，吃过墙纸下的糨糊。但至少……至少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挨饿。书里那些人，他们被‘优化’掉的时候，可能还相信那是为了‘社会效率’。”
而在遥远的中国重庆，反应最为微妙。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室里，烟雾缭绕。部长王世杰面前摊开着《时代》杂志中文版连载的《清除日》第一期，旁边放着美国大使馆送来的、措辞礼貌但不容置疑的照会。
“美国人在施压，”他揉了揉太阳穴，“说这是‘盟国共同宣传战线的重要一环’。”
副手小心翼翼地问：“那我们……”
“连载可以。但做两件事：第一，所有刊登章节必须经过我们审查，删去任何可能被引申批评政府的段落；
第二，组织几篇评论文章，强调作者是在美国支持下创作，其国际影响力‘体现了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文化抗战成就’。”
王世杰冷笑，“至于那个贾玉振……让戴笠的人盯紧点。一个民间文人，风头压过党国宣传机构，成何体统？”
但封锁是徒劳的。通过驼峰航线的物资运输机，除了药品、武器、零件，开始夹带成箱的《清除日》英文版和中文盗印本。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在桂林的文艺界聚会中，在延安的窑洞图书馆里，这本书开始悄悄流传。
5月20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封面不是往常的政治人物或将军，而是一幅木刻肖像：一个消瘦的中国文人侧影，背景是燃烧的重庆山城与纽约摩天楼叠印。
标题大字：“JIA YUZHEN: The Man Who Showed Us Tomorrow’s Nightmare”（贾玉振：为我们展示明日噩梦之人）
内页专题报道用了五页篇幅，标题是《笔剑：一个中国作家如何用小说武装盟军》。
文章详细介绍了贾玉振的经历：从北平逃亡，重庆的文化抗争，希望基金的民间网络，以及《清除日》创作背后的博弈。
文中写道：“他不是政治家，不是将军，但他做了一件或许比赢得一场战役更重要的事：他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从美国中西部农民到英国伦敦主妇到苏联工厂工人——真切地理解了，如果法西斯主义获胜，世界将失去的不仅仅是领土，而是人性本身。”
杂志运抵重庆时已是五月底。
苏婉清买了一本，悄悄带回七星岗小院。
那天傍晚，贾玉振坐在书房里，就着油灯的光，翻看着那本印着自己肖像的杂志。
肖像画得有些失真，但眼神里的某种东西抓住了——不是坚定，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与疲惫之下不肯熄灭的微光。
“他们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符号，”他轻声说，手指抚过纸页上的英文名字，“JIA YUZHEN。连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这个名字了。”
苏婉清站在他身后，双手轻轻搭在他肩上：“但写书的人是你。在泵房里点灯的是你。让马克·陈活下去的是你。”
窗外，山城暮色四合。
远郊的“技术传习所”刚刚下课，学徒们说笑着走出教室。
更远处，长江的汽笛声像往常一样呜咽。
但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此刻，在纽约公寓里，在伦敦防空洞里，在莫斯科集体农庄里，在重庆茶馆里，有无数人正在阅读同一个故事，想象同一个黑暗的未来，并在恐惧中确认着同一件事：这个未来，绝不能让它成真。
贾玉振合上杂志，望向窗外渐暗的天空。
星光尚未出现，但他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在云层之上，在硝烟之上，在人类自己制造的漫长黑夜之上，亘古不变地亮着。
书桌上的稿纸还空着。但下一行字，已经在他的笔尖凝聚。
墨迹将再次延伸。
而这一次，它将照亮更近处的黑暗——东方故土上正在发生的、更真实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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