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6日，星期四。清晨六点，纽约第五大道“巴诺书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队伍蜿蜒了整整一个街区。有穿着工装裤、脸上还带着机油污渍的工厂工人；
有腋下夹着讲义夹、眼镜片上蒙着晨雾的大学教师；
有挽着菜篮子、神情紧张的家庭主妇；
还有几个穿着旧军装、缺了胳膊或拄着拐杖的退伍兵——他们沉默地站在队伍里，空洞的袖管或裤管在晨风中微微晃动。
书店经理老乔隔着玻璃门看着外面，手里捏着一串钥匙，迟迟没有开门。
他经营书店三十年了，经历过《飘》出版时的抢购热潮，见过海明威新书发售时的文学青年聚会，但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没有兴奋的交谈，没有期待的笑脸，只有一种沉重的、近乎肃穆的安静。
“他们不是来买畅销小说的，乔，”他的助理低声说，“他们是来……领某种东西。”
七点整，乔打开了门。人群安静地涌入。
没有拥挤，没有推搡，每个人都像参加一场仪式。
展台设在书店中央。
两个版本并列摆放：精装版深蓝如午夜，平装版朴素如战壕的泥土。
旁边立着那张海报——拳头、断裂的线路、燃烧的城市。
第一个买书的是个戴圆顶礼帽的老绅士。
他拿起一本精装版，翻开扉页，读着那段由总统授权撰写的序言：“……不仅为了自由国家的生存，更为了人性的底线。”
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付钱时，他多放了一张十美元钞票在柜台上：“捐给……捐给随便哪个帮助战俘的机构。”
一个年轻女工买了平装版，当场就靠在书架旁读起来。
读到马克·陈收到“优化通知”时，她捂住了嘴。
她的哥哥去年死在了瓜达尔卡纳尔。
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买了三本——一本自己读，两本寄给在欧洲前线的兄弟。
“告诉他们，”他对收银员说，声音有些哽咽，“告诉我们正在为什么而战。”
到上午十点，首批五百册售罄。
补货的卡车被堵在街上，司机拼命按喇叭。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沉默地看着工人卸下纸箱。
这样的场景在全美上百个城市同步上演。
在芝加哥，队列一直排到密歇根湖畔；
在旧金山，码头工人在午休时间集体来书店；
在底特律，汽车厂调整了休息时间表，让工人们能轮班去买书。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
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憔悴的妇女对着话筒说：“我儿子在B-17轰炸机上。以前我每晚祈祷他平安回来。现在……现在我祈祷他永远不会看到书里写的那个世界。”
一个黑人搬运工说：“我知道书上写的是纳粹。但我读的时候，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有一套‘社会贡献积分’，会不会因为我的肤色，我的分数永远够不到那条线？”
当天下午，时报广场的巨大新闻牌刷新了文字：“《如果长夜降临》首日销量突破12万册——战时图书销售新纪录”。
但数字无法计量的是那些无形的涟漪：家庭晚餐时的沉默讨论，工厂休息室里的激烈争辩，教堂祷告后的小声交流，大学讲堂上教授颤抖着分析文本，士兵家属俱乐部里母亲们分享着阅读时的恐惧与决心。
这不是一次文学事件。这是一场集体的心理震颤。
大西洋彼岸，伦敦，战时内阁出版审查办公室。
瘦高的审查官理查德·克劳福德爵士戴着单片眼镜，逐字审阅着刚刚空运抵达的《如果长夜降临》英译本校样。
窗外，这座被闪电战摧残过的城市正在艰难地迎来春天，一些废墟的缝隙里冒出了倔强的野花。
他读到“净化日”那段时，放下了眼镜，揉了揉鼻梁。
1940年伦敦大轰炸的记忆突然涌来——不是恐惧，而是那种深埋的、对人性在极端状态下可能模样的疑惑。
他想起有个邻居，平时是个温和的会计师，却在防空洞里因为争夺一个安全角落，用酒瓶砸破了另一个人的头。
“爵士？”助理轻声问，“通过吗？”
克劳福德重新戴上眼镜。“通过。全文通过，一字不删。”他在批准文件上签字，“另外，以我的个人名义，给作者发一封电报。就写……‘感谢您替我们说出了那些我们隐约感觉到、却不敢细想的东西’。”
5月10日，伦敦《泰晤士报》书评版刊登了着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评论（此时他刚写完《动物庄园》初稿）：“这部来自中国的作品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它没有满足于描绘纳粹已有的暴行，而是以冷酷的逻辑推演了极权主义如果获胜、将会进化成的‘完美形态’。
书中那个1960年纽约最可怕的不是集中营，而是普通公民自愿参与的、制度化的互相毁灭。
这迫使我们思考：我们与之战斗的，究竟是一个外国政权，还是人性中某种永恒的黑暗可能？”
同日，巴黎虽在德军占领下，但自由法国设在伦敦的“自由之声”广播电台，开始每晚用法语朗诵《如果长夜降临》的节选。
播音员的声音通过地下抵抗网络传回法国本土：“巴黎的同胞们，请听这个关于纽约未来的故事。然后想象一下，如果纳粹赢了，香榭丽舍大街会变成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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