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初，延安的清晨来得格外早。
宝塔山顶刚泛起鱼肚白，反战同盟印刷窑洞里，油印机已经“嘎吱嘎吱”响了半夜。
千代子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用镊子小心地将最后一张印好的《昭和五分钱》微型版放在晾干架上。
这种微型版只有火柴盒大小，用的是边区造纸厂新试验的“超薄棉纸”，纸张薄如蝉翼却韧性极好，可以揉成黄豆大小的纸团，塞进子弹壳、钢笔管、甚至士兵饭盒的夹层里。
“小林同志，第三批五千份全部印完了。”她回头对正在整理字盘的小林宽敏说。窑洞里弥漫着浓重的油墨味，两人的手指、袖口都沾满了洗不掉的黑色。
小林点点头，没有停下手里的活。
他正在将日文铅字按偏旁部首归位，动作精准得像钟表匠。
“昨晚收到晋察冀前线的消息，”他低声说，“文章传到日军第110师团的一个中队，三天内有四名士兵自杀，遗书里都提到了‘不想变成横滨废墟里的药鬼’。
他们的中队长暴怒，杀了两个涉嫌传播的士兵，但……哗变的传言已经起来了。”
千代子手一颤，镊子差点掉在地上：“死了六个人……”
“战争每天死的人更多，”小林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神深处有压抑的痛楚，“区别是，那六个是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然后选择了拒绝。某种意义上，他们比那些浑浑噩噩杀人的人，更清醒。”
窑洞外传来脚步声。
杉本一夫披着晨露进来，脸色凝重。他手里拿着一封刚译出的电报。
“坏消息，”他开门见山，“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已经启动专项调查，代号‘除草行动’。东京派来了高级特工，专门追查《昭和五分钱》的来源。我们的几条运输线可能暴露了。”
窑洞里安静下来，只有油印机冷却时金属收缩的细微“噼啪”声。
“重庆那边呢？”千代子问。
杉本把电报递给她：“军统也在查。戴笠的人去了七星岗，名义上是‘保护文化名人’，实际是监视和搜查。贾先生处境危险。”他顿了顿，“另外，这篇文章……可能已经传回日本本土了。”
千代子猛地抬头。
“有地下渠道的消息，”杉本继续说，“神户、大阪的几个工厂区出现了手抄本。一些从中国战场回来的伤残老兵在酒馆里讲述类似的故事，警察抓了几个人，但传言压不住。”
他走到窑洞唯一的窗户前，望向外面逐渐亮起来的天色，“当一个国家的士兵开始质疑自己为何而战，当一个国家的平民开始听到战场上的真相，战争就开始从内部腐烂了。”
小林放下铅字盒：“那我们……”
“印刷暂停，所有成品立刻转移。千代子同志，”杉本转向她，“你需要离开延安。特高课如果查到文章出自中国作家之手，下一个目标就是反战同盟总部。你是从重庆来的，他们可能会顺着这条线追。”
“我去哪儿？”
“回重庆太危险。去晋西北，到八路军120师的反战同盟分部。那里靠近前线，也是文章传播的核心区，需要懂日语、了解情况的同志指导工作。”
杉本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介绍信和路线图。今天傍晚出发，有交通员护送。”
千代子接过信封，手指触到粗糙的纸张边缘。
她想起两个月前离开重庆时，贾玉振将那叠泛黄的手稿交给她时沉静的眼神。
那时的她，只是想赎罪，想为这个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国家做点什么。
而现在，她手里沾着油墨，心里装着六条因她带来的文字而选择自尽的日本士兵的生命，肩上压着追捕的阴影。
“我明白了。”她轻声说。
同一时间，河北保定城外日军据点。
持续的高温和反常的寂静，让军营里的空气绷得像一张拉到极限的弓弦。
自从那些黄纸片像鬼魅般出现又消失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二等兵田中浩一被调到了炊事班。
表面上是因为“纪律松懈”，实际是山本军曹——那个脸上有疤的老兵——暗中操作的。
炊事班远离前线，接触不到战斗命令，相对安全。
“田中，削土豆。”炊事班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脾气很好，从不打骂士兵。他递给田中一个铁盆和一把豁了口的小刀。
田中蹲在伙房后的水沟旁，机械地削着土豆皮。
土豆是从当地征用的，大小不一，有些已经发芽。
他想起老家福冈的土豆田，想起和弟弟妹妹在田埂上追逐蜻蜓的夏天。
那些记忆现在变得异常清晰，清晰得让人心痛。
“喂，田中。”一个压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是山本，他提着一桶泔水，假装来倒，蹲在田中旁边。
“山本桑……”
“昨晚又发现了，”山本声音极轻，“不是纸，是刻在木板上的字。厕所隔板的背面，用钉子刻的：‘苹果花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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