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第二次敲门
这次来的是胡风。他没有走正门,是从后巷翻墙进来的,身上沾着墙灰和露水。
“玉振兄,”他喘着气,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册子,“最新一期《新华日报》,社论版。”
贾玉振展开报纸。第三版右下角,有一篇不起眼的短文,标题是《论国际反法西斯文艺的统一战线》,署名“胡风”。但文章中间,嵌着一段用句读暗码写的话:
“莫斯科来电:苏联作家协会正式邀请贾玉振同志赴苏访问,共同研讨反法西斯文学创作。可安排经新疆入境,安全通道已打通。盼复。——萧三”
萧三是在苏联的中国作家,这邀请来自苏联官方。
胡风压低声音:“延安也传来了指示。伍豪同志亲自交代:贾先生若愿北上,可安排秘密交通线,经西安转赴延安。虽条件艰苦,但创作绝对自由,安全绝对保障。”
三份邀请:美国、苏联、延安。像三张通往不同未来的车票。
“风兄,”贾玉振放下报纸,“你觉得我该去哪?”
胡风沉默了很久。窗外,一只蝉在声嘶力竭地鸣叫,像在为这个闷热的夏天唱挽歌。
“我不知道,”他最终说,声音苦涩,“作为朋友,我希望你活着。作为同志,我希望你的笔继续战斗。但活着和战斗……有时候是矛盾的。”
他站起身,拍了拍贾玉振的肩膀:“玉振兄,你写《清除日》的时候,写马克·陈在泵房里点灯,说‘只要还有一盏灯亮着,长夜就不是全黑的’。
现在,你自己就是那盏灯。灯不能被风吹灭,哪怕要换个地方点着。”
说完,他匆匆离开,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
贾玉振坐在书房里,看着桌上三份无形的“邀请”:美国的蓝色签证、苏联的电报暗码、延安的秘密通道。三扇门,三个未来。
但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问过一个人。
他走出书房,在院子里找到了苏婉清。
她正在晾衣服,动作很慢,一件衬衫挂了三遍才挂好。
“婉清。”他唤她。
苏婉清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谈完了?”
“婉清,”贾玉振走到她面前,握住她冰凉的手,“如果……如果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走,去美国,或者去苏联,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愿意吗?”
苏婉清的笑容僵在脸上。她看着丈夫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晾衣绳上的水珠滴落,在她脚边溅起细小的水花。
然后她摇头。
“我不走。”她说,声音很轻,但斩钉截铁。
“为什么?”
“因为希望基金在这里,传习所在这里,那些孩子在这里。”苏婉清抽回手,继续晾衣服,但肩膀开始颤抖,“我走了,这些就散了。而且……而且他们不会让我走的。”
“他们?”贾玉振心一沉。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这次来的车更多——三辆黑色轿车,车牌是市党部的。
严襄儒从第一辆车上下来,身后跟着四名穿中山装的随从。他今天穿得很正式: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脸上挂着标准的官场笑容。
“贾先生,苏女士,”他走进院子,拱手作揖,“冒昧来访,还请见谅。”
冯四爷想拦,但贾玉振摆了摆手。
“严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贾玉振语气平静。
“指教不敢,”严襄儒笑得更深了,“是来送‘喜讯’的。党部研究决定,鉴于贾先生在国际上的卓越影响力,特批您赴美进行文化交流。所有手续,党部都会全力协助办理。”
贾玉振和苏婉清对视一眼。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严襄儒话锋一转:“不过呢,希望基金和传习所是重庆文化抗战的重要成果,也是贾先生您的心血。
您这一走,总要有人主持大局。苏女士作为创始人之一,能力出众,深得民心,党部认为……由苏女士留守主持,最为合适。”
他说得冠冕堂皇,但意思赤裸裸:贾玉振可以走,苏婉清必须留下。
贾玉振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严主任,这是要拿我妻子当人质?”
“哎,贾先生言重了,”严襄儒连连摆手,“怎么能说是人质呢?这是工作需要,是党国对苏女士的信任。再说了,您去美国是进行文化交流,迟早要回来的嘛。苏女士在重庆帮您守着这份基业,等您回来,不是正好?”
“如果我回不来呢?”贾玉振冷冷地问。
“贾先生福大命大,一定会平安归来的。”严襄儒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有苏女士在重庆,您在美国也会更安心,不是吗?而且,有苏女士在这,还有希望基金的这些人,贾先生,延安还有苏联的路,恐怕不太好走吧?”
无耻。坦荡的无耻。
贾玉振握紧了拳头。苏婉清突然上前一步,挡在他面前。
“严主任,”她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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