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何三姐忽然开口：“婉清姑娘说得对。先生写的字，不光点亮了外国的窗，也点亮了咱们重庆的窗。”
她走到桌前，从怀里掏出一本厚厚的、边角磨烂的账本——不是希望基金的正式账本，而是一本私册。
“先生，您知道吗？”何三姐翻开账本，手指划过密密麻麻的名字，“这五年，希望基金的难童食堂，喂饱了三千七百二十八个孩子。这里面，有三百零四个孩子后来进了传习所学手艺，有九十七个上了中学，有十三个……考上了大学。”
她翻到一页，指着上面娟秀字迹：“这个叫周小娟的女娃，爹妈死在鬼子轰炸里，来咱们食堂时饿得皮包骨。现在，她在国立二中念书，上个月写信回来，说她将来要当医生。”
又翻一页：“这个叫李大山的，左手残了，干不了重活。您教他修钟表，现在他在校场口开了个小铺子，能养活一家老小。”
何三姐一页页翻着，一个个名字念着。那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生命，是一张张从麻木绝望中苏醒的脸。
何三姐翻到账本最后几页，那里不是名字，而是一幅幅简陋的图画——用炭笔画的，歪歪扭扭，但能看清内容：有的画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有的画着一本书，有的画着一个戴眼镜的人，明显是贾玉振，有的画着一盏灯。
“这些，是那些不识字的孩子画的，”何三姐声音发颤，“他们说，不知道怎么写感谢，就画出来。这碗饭，是救命饭；这本书，是识字课本；这个人，是先生；这盏灯……”
她指着最后一幅画——画上一盏油灯，灯光画得特别大，几乎占满整张纸，光芒四散射出，照亮周围小小的人影。
“这盏灯，他们说，是希望。”
何三姐抬起头，泪流满面：“先生，您总说您写的东西没用，救不了国。可您看看这些画！您救不了国吗？您救的是人啊！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人活了，国才能活啊！”
贾玉振踉跄后退一步，扶住桌沿。他看着那些稚嫩的画，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看着何三姐被烟火熏黄的手指和脸上深刻的皱纹。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不能上前线杀敌，不能扭转战局，只能写些“无用的字”。
可现在，这些画、这些名字，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上。
原来，他点亮的不只是远方的窗。
原来，他写的每一个字，教的每一堂课，办的每一顿食堂，都在重庆的废墟里，种下了一颗颗会发芽的种子。
学徒们全都哭了。小石头扑到何三姐怀里，哭得撕心裂肺：“三娘娘……我、我也画过……那盏灯……是我画的……”
何三姐搂住他，摸着他的头：“三娘娘知道，三娘娘都收着呢。”
苏婉清走到贾玉振身边，握住他的手。两人手都在抖，冰凉。
“玉振，”她轻声说，“你听见了吗？你的光，早就亮起来了。”
不知是谁小声说：“先生，唱首歌吧。”
贾玉振平日里很少唱歌。但今晚，他看着满院子人，看着那些画，点了点头。
他走到院子中央，月光洒在消瘦肩上。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酝酿。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沙哑，但清晰：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离别的愁
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
余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
旋律简单，带着淡淡忧伤，像长江水缓慢流淌。词是即兴填的，却仿佛早已在心中藏了许久。
“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
在这座阴雨的山城里，我从未忘记你
重庆，带不走的只有你”
唱到“重庆”二字时，贾玉振睁开眼睛，看向苏婉清。她也正看着他，眼泪无声滑落。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像两根即将被扯断的丝线。
贾玉振声音开始颤抖：
“和我在重庆的街头，走一走喔…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七星岗的尽头，坐在防空洞的门口”
他唱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院子里响起压抑抽泣声。
院墙外，忽然传来轻轻的、整齐的哼唱声。
起初只是一两个人，渐渐多了起来，十个，二十个，五十个……声音从巷子两头传来，低沉而整齐，跟着贾玉振的旋律，哼着那简单的调子。
冯四爷脸色一变，快步走到院门边，拉开一条缝往外看。
只看了一眼，他整个人僵住了。
巷子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有隔壁杂货铺的王掌柜，有街口修鞋的李瘸子，有挑担卖豆腐脑的刘婶，有在希望基金食堂吃过饭的孩子和老人，有听过“山城讲堂”的工人和学生……他们安静地站在夜色里，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拿着油灯，有的就站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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