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讲完故事的第五天，黄土坡落了场冷雨。雨不像秋分那阵细密，带着深秋的寒劲，砸在老槐树的黄叶上，“啪嗒”一声就溅开，像摔碎了的泪珠。窑顶的青瓦被淋得发亮，顺着瓦檐往下淌水，在门口积成一小汪，映着灰蒙蒙的天，连石桌上的野菊花都蔫了，花瓣上挂着的雨珠，像哭红的眼睛。
聂红玉正坐在火塘边翻晒陈教授去年寄来的新茶，是北京西山的碧螺春，陈教授说“雨前采的，配你的酱菜刚好”。她戴着老花镜，手指捏着竹制茶箕，动作慢却稳，茶芽的清香混着火塘的柴烟味，刚要散开，就被院外急促的脚步声打断——是村里的邮递员小周，披着雨衣，裤脚全是泥，手里攥着个湿透的信封，还有部老式的翻盖手机。
“聂奶奶！北京来的急电！” 小周跑进窑，把手机递过来，“是小石头总在北京的分公司接的，说让您赶紧听，有重要事。” 手机还带着雨气，聂红玉的手指刚碰到机身，就被凉得一缩，她扶了扶老花镜，按下接听键，里面立刻传来小石头急促又压抑的声音：“娘，北京来的消息，陈爷爷……今早走了，寿终正寝，享年92岁。”
“哐当”一声，聂红玉手里的茶箕掉在火塘边，竹条磕在青砖上，发出闷响。碧螺春的嫩芽撒了一地，混着灶灰，白绿相间，像1969年陈教授第一次给她的那把龙井，也是这样金贵的模样。她握着手机的手指猛地收紧，指节泛白，连呼吸都顿了两秒，才听见自己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知道了，后事安排好了吗？”
“陈爷爷的学生在办，说等咱们过去见最后一面。” 小石头的声音带着哭腔，“娘，您身体不好，黄土坡到北京要坐高铁，我怕您熬不住，要不……我先过去稳住，您看？”
聂红玉没立刻回答，她弯腰去捡地上的茶芽，手指却总抓空，老花镜滑到了鼻尖，她也没顾上扶。火塘里的火苗“噼啪”响了一声，溅出个火星，落在她的裤脚，她才像回过神来，对着手机说：“我不去了。” 她顿了顿，捡起一片完整的茶芽，放在手心，“你替我去，带着承业，让孩子给陈爷爷磕个头。”
挂了电话，聂红玉坐在火塘边的竹椅上，把手机放在石桌上——那是小石头给她买的老人机，键盘大，屏幕亮，背面贴着张老照片，是1978年陈教授平反时，在黄土坡老窑前拍的：陈教授穿着中山装，扶着眼镜笑，她站在旁边，手里捧着酱菜缸，沈廷洲抱着小石头，柳氏端着刚蒸好的窝头，老槐树的枝叶在他们头顶舒展，阳光正好。
“陈教授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贵人。” 聂红玉对着照片轻声说，像是在和陈教授对话，又像是在给自己解释。沈承业从外面跑进来，头发上沾着雨珠，手里攥着把苦苣菜：“奶奶，我挖了新的苦苣菜，您教我做酱菜好不好？陈爷爷说过，霜降后的苦苣菜做酱最香……” 话没说完，他看见奶奶的样子，就闭了嘴，小大人似的蹲下来，捡地上的茶芽，“奶奶，您怎么哭了？”
聂红玉摸了摸眼角，才发现自己流了泪，她把沈承业拉到身边，指着照片里的陈教授：“承业，陈爷爷走了，去见你爷爷和奶奶了。” 她拿起桌上的《中国烹饪大全》，书脊已经磨平了，封面是小石头后来重新包的，用的是羌绣边角料，“这本书记着陈爷爷的手艺，也记着他的情，你要好好学，不能忘。”
“1969年的冬天，比今年冷多了。” 聂红玉翻开书，第一页夹着片干枯的苦苣菜叶，是当年陈教授教她辨认野菜时压的，“那时候陈教授刚被下放到生产队，因为‘资产阶级作风’，天天被拉去批斗，后背被打得全是血口子，藏在牛棚里不敢出来。我去给牛添草的时候，听见他疼得哼，就偷偷把他扶回了咱们的老窑。”
沈承业趴在她腿上，听得认真，小手攥着她的衣角。“那时候你太奶奶柳氏，一开始不乐意，说‘他是反动派，沾着晦气’，可看见陈教授疼得直抽气，还是去灶膛里烧了热水，给我找了你的旧棉袄，让我给陈教授裹上。” 聂红玉笑了笑，想起当年的场景，“我用酒店学的急救知识，给陈教授清洗伤口，没有药，就把家里仅有的红糖熬成水，涂在伤口上——酒店师傅说过，红糖能消炎，没想到真管用。”
“陈教授那时候虚弱得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却拉着我的手，指着牛棚里的一堆野菜说‘丫头，那些是马齿苋，能吃，比苦苣菜还顶饿’。” 她摸了摸书里的批注，“后来我每天给他送粥，他就教我认野菜、辨五谷，说‘食材无贵贱，用心做就是好东西’。有一次钟守刚去牛棚查，陈教授把我藏在草堆里，自己被拉出去批斗，回来的时候，牙都被打掉了两颗，却笑着说‘丫头，书没被搜走就好’。”
雨越下越大，打在窑窗上，噼啪作响。小石头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个油纸包，是北京寄来的陈教授的遗物——一个铜制的汤勺，是陈教授在北京饭店当总厨时用的，勺柄上刻着个“陈”字。“娘，北京来的人说，陈教授临终前还拿着这个勺子，说要还给您，当年您用这个勺子给她熬粥，他一直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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