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忠想了一下，说：先记下来。我让人去淮安看看那间房子还在不在，若在，咱们慢慢把它收拾出来。不急于一时。
吴讷便不再提了，只把漕运录合上搁在膝上，望着院子里渐渐干透的青砖地出神。沈忠没有再打扰他，转身进了内堂。
几天后，济宁那边来了一封信。送信的是个面生的脚夫，但信上压着的蜡印是孟掌柜铁器铺子里惯用的那方——印纹模糊，可沈忠认得。他拆开来看，孟掌柜的字迹硬朗简短，像是蹲在铁砧旁边抽空写的：双层瓮已收到，我让铁匠照着烧了一副铜箍，套在瓮口上防磕碰，效果不错。瓷碗也到了，营里有人拿一只去装水，说放了一夜还是凉的，夏天大约好用。另有一事，临清车马行的韩老板说他那批硬木已经备好了料，问沈家船队下次北上时可不可顺路拉一程。
沈忠看完信叠好收进抽屉里。他走到窗前望了一眼运河的方向，码头上几艘新到的货船正在卸货，伙计们扛着麻袋来回走，船工正蹲在船尾拿桐油刷船板。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和泥的气味，比前几日暖和了些。
同一天，济宁铁器铺子后院的炉火旁，孟掌柜正蹲在铁砧边，把一只陶瓮托在手里。瓮口已经套上了一副新打的铜箍，边角打磨得光滑圆润，和瓮壁贴合得严丝合缝。他翻了翻瓮底，看见了那个字，便伸出一根粗硬的指头沿着那道刻痕走了一遍，什么也没有说，把瓮搁在一旁，又拿起一块新的铁料来接着打。
码头上那批从苏州来的夹层瓷碗，被分装进几只粗麻袋里，堆在仓库门边。有人路过时顺手拿了一只搁在墙头，夜里落了露水，第二日清早那只碗的碗壁外沿依旧是干的，只在碗沿上方凝了薄薄一层水雾，被初升的日头照得亮晶晶的。一只麻雀不知从哪里飞来，落在碗沿上，低头啄了啄碗底残留的隔夜雨水，抖了抖翅膀，又飞走了。那只碗被搁在墙头晒了一整天的日头，到了傍晚，一个在仓库里帮忙的少年路过时看见了，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放回原处，揣着手走了。墙头上的碗在晚风里微微晃了晃，碗沿的那层水雾早已干了，釉面透出一层温润的、被日头晒透了的光，不烫手，却存着暖意。
春分过后，运河边的柳树已经绿得连成一片了。风从南边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子暖融融的潮气，吹在脸上没了冬天的棱角。苏州码头上这几日比往常更忙——北上的船多了，南下的船也多了，船工们在跳板上穿梭来往，卸下来的货箱在岸边堆得齐齐整整，盖着油布，等着各自的主家来认领。
沈忠这几日不大在绸缎庄里坐着了。他每日清早就去码头，傍晚才回来，手里捏着一本新的账册，上面记的不光是沈家的货，还有别家商号托沈家船队顺带捎运的东西——湖州的毛笔、常州的梳篦、嘉兴的竹编，甚至还有松江那边几户布商托带的样品。账册的边角被他翻得起了毛，可里面的条目却越记越细，连每箱货的尺寸和重量都标得清清楚楚。
那日午后，他在码头边看见吴讷拄着一根竹杖走过来。老先生的步子比上回见面时慢了些许，但腰背依然挺直，竹杖在青石板上一拄一拄的，像在给脚下的路打拍子。他走到沈忠旁边站定，望着河面上正在装货的一艘漕船，船尾的字旗被风吹得猎猎响。沈掌柜，淮安那边有消息了。他说，没有转头，我托人去看了一眼那间漕粮校核站的旧房子，还在，屋顶漏了几处，墙面也潮了，可大梁和柱子都是好木料，修一修就能用。
沈忠点了点头，目光没有从船队上移开。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吴先生，那间房子若是修好了，由谁在里头管？
吴讷沉默了片刻，竹杖在身前的石板上轻轻顿了一下，像是掂量着什么。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不低：老拙不才，愿意去守着。周大人当年教我的那一套查验粮米的法子，我还没忘。我还能干几年。
沈忠转头看了他一眼。吴讷站在春日的河风里，青布长衫的下摆被风轻轻吹动，花白的头发被日头照得泛出银灰的亮泽，手里的竹杖拄稳了，肩背依旧挺着。沈忠没有说客套话，只回了一句：那就劳烦先生了。等房子修好了，我让人先送几套双层瓮和夹层碗过去，先生用着顺手，便教当地的人怎么用。
吴讷应了一声，两个人便都没有再开口。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船帆鼓得满满的，船工们扛着最后几箱货踏过跳板，脚步声在木板上咚咚地响着，像是有人在远处敲着一面结实的鼓。船队缓缓离岸时，吴讷拄着竹杖往岸边挪了两步，站在水边看着第一艘船的船头转向北面，船尾的水花翻起来又落下去，在河面上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痕。他站了很久，直到那排船影缩成远处的一串小黑点，才收回目光，把竹杖在手里换了个方向，转身往回走了。
那间漕粮校核站的旧房子，在半个月后动工修补了。沈忠从苏州请了几个老泥瓦匠过去，又托人从嘉兴送了一船竹料，替换掉被潮气沤烂的几根椽子。屋顶换了新瓦，墙面抹了新灰，连大门都被重新漆了一遍，漆色没上太艳的，刷了层清漆，露出底下木料原有的纹理。窗框也重做了，镶上了细密的竹纱防虫。吴讷在房子修好后的第五天搬了进去，随身只带了几件换洗衣裳、那本漕运录，还有赵匠人新烧的一套夹层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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