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面大旗，在第三日便绣好了。绣娘们赶了两个昼夜，用靛蓝的布底，白线绣字，边角缀了一圈浅灰色的云纹。旗面展开来有半间屋子大，挂在绸缎庄后院晾了一日，被风撑平了，字的笔画在日光下清晰端正，隔着院墙也能看见那两道横竖的轮廓。沈忠路过时站住看了一会儿，没有伸手去摸，只交代了一句收好，下个月带去南京。
旗子收进了藤箱里，和账册、玉佩放在一处，搁在柜台底层的架子上。
隔日，沈清把那本《案牍杂录》带到了吏部值房，搁在自己案头的笔架旁边。同僚路过时有人瞥见那旧书的封皮，问了一句什么书，沈清答旧案底，那人便不再问，走了。沈清忙完了手头的公事，把书翻开看了几页，便合上收进了抽屉里。那抽屉原本放着几册官样文书，如今多了一本旧书，合上抽屉时，书脊和纸页之间空出来的缝隙被新的纸张填进了旧的位置，不像原本就在那里，但此后应该也不会再被挪走了。
又过了两日，沈武那边让人送了个口信回来，说他带兵去北边巡逻一趟，大约半月后回来，短刀带着，旗子等他回来了再插。传话的是他营里一个亲兵，说完便走了，连口水也没喝。沈忠听了口信，只说了一声知道了，没有多问。他把这消息告诉了老爷子，老爷子正坐在西厢房里喝茶，听完了一声，放下茶盏，继续看窗外那棵槐树。
绸缎庄的生意照常做着，王二喜每日记账、对货、安排船期，周车夫在码头和铺子之间来回跑，李木匠的药材箱已经交了第一批，剩下的还在慢慢做着。铜铃换了新绳之后重新挂回了门口，风吹过来时响声比从前沉了一些，大约是新麻绳比旧绳粗，铃舌撞在铃壁上的力道变了。过路的人听见那声音和从前不太一样了，有人会抬头看一眼，看完了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面旗子在藤箱里搁了七八天，沈忠一直没打开看过。直到临出发去南京的前一晚，他才把藤箱从柜台底层拖出来，掀开盖子，把旗子展开来最后看了一遍。靛蓝的布面在烛火下泛着沉静的光，白线绣的两个字笔画舒展，边角的云纹收得干净利落。他把旗子重新叠好放回箱子里，合上盖子，用布带扎了两道，搁在门边，等着明早装车。
第二天天没亮透，沈忠便起来了。他先把藤箱拎到门口，又把账册和玉佩一并收进随身带的布袋里，布袋口系紧了，搭在肩上。周车夫已经在门外等着了，牛车套好了，车板上铺了一层干草。沈忠把藤箱搁在车板上，自己也上了车，靠着藤箱坐着。周车夫甩了一下鞭子，牛车便慢悠悠地沿着巷子往码头方向去了。经过村口那座石桥时，桥头那几个字已经填了颜色，深褐色的漆嵌在刻痕里，在晨光里泛着润润的光。沈忠看了一眼，没有叫停，牛车便从桥上过去了。
到码头时天已经大亮了。船是提前备好的，不大，舱里已经装了几箱货，剩下的空间刚好放得下藤箱和沈忠的随身行李。船老大在船头蹲着抽烟袋，见他们来了，站起来把烟杆在船舷上磕了磕，接过藤箱放进舱里，又扯了扯系绳确认扎紧了。沈忠上了船，在舱口坐下来，周车夫在岸上冲他摆了摆手，便赶着空牛车回去了。
船离岸的时候，风从河面上来，把船尾的旗子吹得微微展开。不是那面旗，是船老大自己挂的一面旧旗，布面已经洗得发白了，看不清上面原先绣的是什么。沈忠看着那面旧旗在风里翻卷了一会儿，把目光移开，落在河岸两边的田埂上。早稻已经抽了穗，绿茸茸的一片，被晨光镀了一层浅金色的边。他看了一会儿，靠着舱壁闭了一会儿眼睛。船行的节奏不紧不慢，船桨入水的声响一下接一下地传过来，在耳边织成一张绵密的网，把出发前那些琐碎的声响都隔在了外面。
到了南京之后，沈忠先在码头附近找了一间客舍住下，把藤箱和随身布袋搁在屋里，锁了门，出去走了走。南京的街巷比苏州宽一些，两旁的店铺门面也敞亮，行人脚步不疾不徐。他沿着主街走了大半条，看见几间关了门的铺面，门板上积了灰，屋檐下挂着的招牌歪了也没人扶。他站在其中一间铺面前看了一会儿，没有多停留，转身往回走了。走到客舍门口时，他顺手在街角买了两个刚出笼的包子，拿油纸托着，回了房间，坐在窗边慢慢吃了。楼下街面上有货郎挑着担子走过，吆喝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在窗台下渐渐低了，往巷子深处去了。他把吃完的油纸叠好搁在桌上，在屋里坐着，没有再去街上走了。
第二日清晨，沈忠出了客舍，沿着昨日走过的那条主街又走了一遍。这回他走得比昨天慢，每到一间关着门的铺面前便停下来看一看门板和檐下的构造。走到街尾那间铺面前时，他停得最久。铺面的门板旧了，可门框的榫头还齐整，檐下的横梁也没有歪。他蹲下来看了看门槛边的地基，青砖缝里没有长出草来，说明这屋子还有人照看，不是彻底荒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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