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转身往街口走。在路口拐角处，他碰见一个正往铺子里搬货的伙计，便站住问了一句：街尾那间门板旧的那间，是谁家的？伙计停下脚步，想了想，说：原先是个杂货铺，老板走了快两年了，房子还在，但门上没挂转卖的牌子。沈忠道了谢，继续往前走。
他约了族里的老伙计们下午在客舍碰面，还有一段空闲。他没有回客舍，拐进了隔壁一条巷子。巷子窄，两旁的墙壁上爬着半枯的藤，墙根底下堆着几摞旧瓦。他慢慢走到底，又折返回来，回到主街上时，日头已经升到了正头顶。
下午那三位老伙计如约来了。最年长的姓许，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但背挺得直，走路时脚掌落地很稳；第二个姓刘，六十出头，矮壮，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搬货攒下的老茧；第三个姓周，五十来岁，话不多，进门后先扫了一眼屋里的陈设，才找了把椅子坐下。沈忠把藤箱打开，取出那面旗子，展开来让三个人看了看。旗面上的二字在客舍昏黄的日光里清晰端正。许老头儿看了那旗子一眼，转头对沈忠说：街尾那间铺子我认得。原来那杂货铺的老板跟我们跑过几趟水路，他是个实在人。他说完便住了口，没有多说别的。刘老头儿和周老头儿都没开口，只是看着那面旗子。
沈忠把旗子收进箱子里，搁回墙角。他和三个老伙计商量了接下来的安排——哪条水路走货最稳，哪几家当铺能拆借急用，哪些地方年底会多备盐。他们各自提了一些地名和名字，沈忠拿了炭笔记在账册的空白页上，写的字不大，但排得很整齐。那间街尾的铺面，许老头儿提了一句那地方位置不错，沈忠听了没有当即回答，只在那个名字旁边画了一笔，等日后再说。他合上账册时，窗外的光线已经从正午移到了偏西，客舍里的影子被拉长了一些，在墙上斜斜地铺着。三个老伙计陆续起身走了，走在最后的老刘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那间铺子你要想盘下来，租金可以找人谈。房东姓郑，原先也是跑船的。他说完便走了。沈忠回到桌边坐下，把那个字记在了纸上。他搁下笔，窗外已经没有多少光，正要起身去点灯，便听见街上的铜铃声由远及近，像是有人的旧习惯跟到了这里。他走到窗边低头看去，街对面巷口有个背货的人正经过，那只铜铃大约是绳子上坠的，边走边响，一步一叮当，很快便拐进了巷子深处，那点光还在他身后的街道上铺了一小段。
沈忠在客舍里坐了一夜，没有出门。他把三位老伙计提到的地名、人名、船期在账册上列了一遍，又在街尾那间铺面旁边用炭笔画了一个小圈，搁下笔，把账册合上，吹了灯躺下。夜里窗外偶尔有行人走过的脚步声和远处更夫的梆子声，隔着窗纸透进来，听不太真切。他没有翻身，在那些渐远渐近的声响中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他按照老刘说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姓郑的房东。房东住在城南一条窄巷里，家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正逢花期，枝头开了零星几朵，在灰旧的巷子里红得突出。沈忠敲了门，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来意。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瘦高个，听完沈忠的话，领着他往街尾那间铺面走了一趟。
铺面内部比沈忠预想的要齐整一些。墙角没有水渍，屋顶也没有漏光的缝隙，地面是旧青砖铺的，踩上去平整稳当。沈忠绕着屋子的四角走了一圈，又抬头看了看横梁的走向。房东站在门口，等他看完了才开口：这房子空了一年多，原先的杂货铺老板回老家了。你要租的话，我可以把墙皮重新刮一遍，屋顶的瓦也换几片。沈忠没有还价，问了他一个数，房东报了，沈忠点了头，当场定下了租约。他在随身带的那张纸上记了一笔，又续道：房檐斜度差不多，但要是用来码货，靠里的墙根得再垫一层防潮的板。他把纸对折收好，锁上了铺面的门，钥匙揣进怀里，和那块玉佩搁在同一处。
午后他去了趟码头。南京的码头比苏州的大，停靠的船只也多，桅杆密密麻麻地排着，船工们在跳板上往来穿梭。沈忠沿着岸边走了一段，看见几艘正在卸货的漕船，船工们扛着麻袋走过跳板，脚步急促而稳。他在其中一艘船的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几个船工把一袋袋货扛进岸上的仓库里，等最后一袋货搬完了，便转身往回走了。走回铺面时他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口把门板重新卸下来又装上去一遍，确认门轴没有卡顿，又重新锁好。
回到客舍时天已经暗了。沈忠把今天定好的事项记在账册上，末了又翻到前面记着街尾铺面的那一页，用炭笔把那个小圈描实了。合上账册时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说话，隔着墙听不清内容，但语调不急，像是住店的客人在闲聊。他没有留意，吹了灯躺下。窗外的街道已经静下来了，大约是因为夜深了，来往行人的脚步声都歇了，只有檐角偶尔滴下的一两滴水珠落在地面上，啪嗒一声，隔了好久才再有另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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