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约签好的第二天，沈忠又去了一趟那间铺面。这回带了一把尺子和一卷麻绳，在屋里屋外量了几处尺寸——门框的宽度、进深的长度、后墙到檐口的距离，在纸上画了一张草草的小样。房东答应换的瓦片还没有动工，墙上几处旧痕也没来得及粉刷，他不急着催，量完尺寸把麻绳卷好，锁了门。他在巷口站了片刻，街对面的早餐铺正从蒸笼里取出一屉白面馒头，热气腾起来又被风吹散，在日光底下显得很轻。蒸笼的竹盖被掀开时，一团白汽顺风飘到沈忠站的地方，带着面粉蒸熟的暖味，又很快散尽了。他看了一会儿那只蒸笼的热气在风里消散的样子，没有再久留，转身往客舍的方向走去。
过了几日，房东请人把屋顶的瓦换好了，墙皮也重新刮了一遍，屋里比原先亮堂了不少。沈忠去看了看，地面扫干净了，墙角原先积的灰也被清走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把钥匙收好，让周车夫从苏州运了一小批货过来——几匹布、两箱胭脂、一小摞账册——搁在铺面靠里的架子上。那堆货不大，在空荡荡的铺面里只占了很小一角，像是屋主人刚搬进来还没归置利索的模样。
又过了两天，沈忠托人把那面旗子挂在了铺面门口的檐下。旗面不大，靛蓝的布底在午后的日头下展开着，白线绣的字笔画端正清晰，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又落回去。过路的人有时会抬头看一眼，又继续走自己的路，没有人停下来问这是什么铺子。那面旗子挂在那里之后，沈忠每日会路过一次，有时进去待一会儿，有时只站在门口看了看便走了。挂在门口的时间久了，旗角的布面被风吹得微微起毛，边角褪了一点色，和旁边那些挂了大半年的旧招牌一样，渐渐成了这条街上的一道寻常景致。这间铺面他每隔几日才过去落一次锁，每次来都按着前一次放好的位置把卷起的旗角重新掖平，再挂上铜环。铜环的响声在巷子里不高不低地散开，周围没人探头看，也没有人过来问话——或许日子久了，这动静就成了这条街上默认的日常，和别的铺子开门、关门、卸板、挂幌的声音混在一起，谁也不比谁更显眼。
旗子挂上去的第七天，有个布商模样的人在铺面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看了看那面旗子，又看了看门板，没有推门进来，只是在门口站了片刻便走了。沈忠当时不在铺里，是隔壁杂货铺的伙计后来跟他说的，说有个穿灰衫的在你门口站了一阵，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沈忠听完，没有追问那人的相貌，只说了声知道了。
又过了两日，有个面生的货郎挑着担子在铺面门口歇脚，把担子搁在门槛边沿，蹲下来喝了口水。他喝完了站起来，看了一眼檐下的旗子，朝铺面里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吗？沈忠正在铺子深处理货，听见声音走出来。那货郎问他：这铺子卖什么？沈忠说：布匹和杂货，还没正式开张。哦了一声，挑起担子走了。沈忠回到铺子深处，继续把周车夫前日运来的几匹布按颜色码好，又把那几箱胭脂挪到靠里的架子上。铺子里没有窗，点了一盏油灯，光线只够照亮手边那一小片地方。他码完布匹，把灯芯拨了拨，让火苗更稳一些，然后坐在旁边的矮凳上歇了一会儿。从门口透进来的光落在地面上，像一块长方形的浅色块，边缘模糊，白天在砖面上慢慢移动，傍晚便收了回去，第二天又从同一个方向落进来。
十日后，那个灰衫布商又来了。这回他推门进来了，在铺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架上的布匹，又拿起一盒胭脂打开盖子看了一眼，合上放回原处。他问沈忠：苏州来的货？沈忠说。他点了点头，没有多问，指着一匹靛蓝的棉布说：这个怎么走？沈忠报了价，他想了想，说我要四匹，送到城南的三元巷，便从怀里掏了银子，搁在柜台上。沈忠收了银子，把四匹布用麻绳扎好，递给他。那布商接过去扛在肩上，说了句下回有新的驱蚊布也送一些来，便推门走了。他走之后，沈忠在账册上记了一笔——城南三元巷，灰衫布商，靛蓝棉布四匹，付银两讫。这是他在这间铺子里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数目不大，但本子和账页都对得上，往后若再来，有迹可查。他把账册搁回架子上，重新坐回矮凳上。那本账册合上之后，铺子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门外的风声偶尔从门缝里挤进来，把墙角的线头轻轻拂动一下。沈忠坐着没有动，目光落在门槛边沿那块长方形的光斑上，看着它在砖面上又挪动了一小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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