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瑛抱紧了手里的密报，低声应了一个字。汪直没有再说别的，转身下了高台，沿着操场的边沿往值房的方向走去。他的背影在午后的日头底下被拉成一道细长的影子，贴着青砖地面往前移去。操场那边的脚步声还在响着，一声接一声，隔着一道墙传过来时已经不太真切了，像是远处有人在往地里打桩，一下，又一下，没有停。
西厂衙门值房里的灯火亮了大半夜。汪直坐在案前，面前摊着江南盐商的几封密报，页边被他用细笔勾了几条线，旁边标注了几个地名——扬州、苏州、松江。韦瑛站在一旁，手里的茶已经换过两回了，茶水从滚烫放到温热，再从温热放到微凉，他端在手里没有喝。汪直把最后一份密报看完，搁在案角，抬起头来对韦瑛说：三日之后出发。你留在北京看家，有什么事直接递到行辕来。
韦瑛放下茶杯，犹豫了一下：督主，若是李贤那边有动作……
他暂时不会动。汪直把案上的密报拢成一叠，边角对齐了，用镇纸压住，陈钺的案子还没审完，他现在动手，等于承认陈钺是他的人，他没那么糊涂。你只管盯紧了，有异动随时报我。他说完站起来，把佩刀从墙上摘下来挂在腰间，走到门口时停了一步，明早把扬州那边的盐商名册送到我案上，要带铺面地址的。
第二日清晨，韦瑛果然把一册蓝皮簿子搁在了值房的桌角。簿子不算厚，约莫二十来页，每一页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铺面位置和大致经营的年份。汪直翻到中间某页时停了一下，指尖落在一个名字上，看了片刻，没有做任何记号，翻过去了。他把簿子合上，搁进行李箱里，和那几封密报放在一处。
出发前一日傍晚，汪直独自去了刑部大牢。陈钺被关在牢房最深处的一间单室里，墙上搭着一条旧棉被，角落里搁着一只粗瓷碗，碗里的粥已经凉透了，表面凝了一层薄膜。汪直站在铁栅栏外面，隔着栏杆看了他片刻。陈钺抬起头来，嘴张了张，又合上了。汪直没有开口，从袖中取出一张叠好的纸搁在栅栏外的地面上，转身走了。那张纸上什么也没有写，只画了一道横线。陈钺看着那道横线，过了很久才伸手把它捡起来，攥在掌心里，闭上了眼睛。
第三日清晨，西厂的船队从通州码头出发。两艘平底漕船，船尾悬着西厂的旗子，旗面是暗黄色的，上面用黑线绣着两个字，旗角缀着一排细小的铜铃，风吹过来时发出极轻的碎响。汪直站在船头，身上换了一件半旧的青灰直裰，比平日素净不少，脸上也没有带佩刀，只在腰间别了一柄短匕首，鞘是牛皮缝的，朴素无华。韦瑛在码头上送行时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那柄匕首，却什么也没问。
船沿着运河一路南行。头两日河道通畅，两岸的田野正泛着春末的绿色，偶尔有农人在田埂上弯腰劳作，听见船尾的铜铃声，抬头望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第三日船过德州时，岸上有一队穿短打的汉子牵着几匹骡马沿着河岸走了一段，隔着十来丈的距离看了看船尾的旗子，又继续往前走了，没有靠拢。
汪直靠着一只货箱坐在甲板上，手里翻着那本蓝皮簿子，把盐商名册上的名字和密报里的线索逐一比对。他翻到其中一页时停住了，目光落在一个名字上，铅笔在旁边画了一道横线，像是确认了某件事，又翻到了下一页。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他手里的纸页边角吹得微微卷起来，他用拇指压住，继续往下看。船行至淮安附近时，他在那页纸边添了三个字：先查此人。没有注明原因，也没有标注日期，只是写在页边空白处，和船尾的铜铃声一样，在河道里沿着一个方向继续延伸。
船过淮安之后，运河两岸的景致渐渐变了。田埂变密了，村落挨得更近，岸边的垂柳一丛接一丛，枝条垂到水面上，被船行带起的波纹拂动着来回扫。汪直收了那本蓝皮簿子，站在船头看了一会儿两岸的景致——那些柳树在两岸依次退远，每过一株，水位线处便露出一截被水浸透的根须，色深而细密。他没有说话，看了片刻便转身回了船舱。
第五日傍晚，船在扬州城外的一处小码头靠岸。码头不大，泊着几艘运货的平底船和两条渔船，桅杆上晾着几件半干的衣裳，在晚风里微微摆动。汪直换了一身更不起眼的灰布短衣，把那柄短匕首藏在袖中，独自上了岸。船留在码头，两个随从在舱里守着，没有跟上来。
扬州城内的街巷比汪直预想的窄一些，青石板路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发亮，两侧的铺面多已上了门板，只有几家灯笼铺和杂货店还亮着灯。他沿着主街走了一段，在巷口一处卖馄饨的摊子前停下来，要了一碗，坐在条凳上慢慢吃着。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汉，一边包馄饨一边跟邻桌的客人闲聊，说的正是盐价的事——上月又涨了一回，一斤盐抵三斤米了，咱们这靠运河的还好，内地的百姓连咸菜都腌不起了。邻桌的客人唉了一声，没有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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