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探没有多留，在汪直翻看那些纸页的时候退出了值房，顺手带上了门。门缝合拢时发出一声短促的轻响，像是一段已完成的夜巡正在被正式归档。汪直坐在灯前，先把那几张信纸按写信人的笔迹分类，又对照着日期排好，再一页页翻过那本薄册，在一处备注的位置略微慢下来——那里记着一笔银子的去向，旁边用细笔写着字，没有全名，但在页边画了一道浅浅的弧线作为标记。他把那页折了一道角，然后将所有纸页按顺序叠好，夹进一只空簿子里，合上簿子搁在案角，没有锁。
第二天清晨，张泰的儿子从偏房出来时脚步比前几日稳了一些。他走到值房门口站住，朝门内看了一息，韦瑛正好从里面出来，两人在廊下碰了个照面。韦瑛侧身让了半步，那年轻人便低着头沿着廊子往前院去了，靴底在青砖地面上留下的声响短促而均匀，没有迟疑。他走到灵济宫门口时停了一下，看了看那只陶盆里的竹子，没有弯腰，也没有碰触，只是站了片刻便迈过门槛，继续往前走去。雪在昨夜里就停了，地面还没有完全干透，青砖上留着一层薄薄的湿气，在薄阴的天色下泛着若隐若现的亮。他的脚步声沿着渐干的地面向远处延伸，和街巷间正在重新开始运转的市声汇合在一起。
值房的门在张泰儿子走后重新合上了。廊下那盆矮竹的叶片上还挂着残存的雪水，但枝干已经比昨天更直立了一些。韦瑛从那丛竹旁经过，走进值房时把门带严了，走到案前低声通报了张泰儿子已经离开的消息。汪直应了一声，但没有抬头——他正重新翻看那只青花瓷瓶里取出的信纸，把昨晚按笔迹和日期排好的顺序重新过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么暗记或页码，然后把其中一页单独抽出来，搁在案面右侧。那张纸上没有署名，但字迹和他手边另一份旧档里李大人的笔迹一致——转折处的运笔习惯、收尾时的顿挫幅度，都吻合。他把两页纸并排放在一起，中间隔了半寸的空隙，让光线同时落在两页纸的纸面上，以便从相同的角度观察墨迹的色差和笔画的走势，确认没有偏差之后，才将那页新纸收入簿中，在页边用极细的笔迹写了一个日期和对应的档案编号，然后将簿册归入书架中层存放案卷的位置。
三日之后，西厂往吏部送了一封公函，函文措辞简略，只提了一句有案卷涉及吏部人员，请贵部协查，提供李森郎中近五年经手的调任记录。公函的封口处压了西厂的铜印，印文清楚，没有多余的备注。吏部那边接了公函，按流程转给了李森本人所在的司务厅，司务厅又按流程转到了案牍库。李森是在第四天午后才看到这份公函的。
当天晚些时候，李森府上的管家来了一趟西厂门口，向门房递了一封简短的回函，说吏部的调任记录需要时间整理，请西厂宽限几日。门房接了回函送进值房，汪直看了之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他把回函收进书架中层的簿册里，夹在当日收到的其他文书之间，没有给额外的批复，也没有再派缇骑去催促。那封回函的纸张在书架里搁了三天，之后被正式归入相应的卷宗。
那之后几天，街上铜铃的响动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值的缇骑们并没有调整巡逻路线，铃铛也没有更换过，但张泰案之后，西厂的铜铃声不再那样频繁地在街面上响起。它在人们的听觉习惯中从一个持续的背景变成了一种需要额外留意的声响。灵济宫门口那盆竹子，在无人注意的时候又长出了两片极小的嫩叶，叶尖还带着淡红色，大约要等下一次日头晒透才会完全变成绿色。
又过了五日，吏部那边的回函还没有来。汪直没有催，也没有派人去问。案面上那张李大人的信纸依然搁在原来的位置，旁边是那页从簿册中单独抽出的旧档，两页纸并排放着，边角对齐，中间隔了一道细细的阴影。韦瑛每日进来送文书时会看一眼那两页纸的位置，确认它们没有被挪动过，然后放下新到的公文便退出去。书架上的矮竹在午后光照里投下新叶的浅影，落在青砖地面上的一小片光斑里。
第七日上午，吏部司务厅的人把李森近五年经手的调任记录送来了。来送文书的是个面生的书吏，在西厂门口把一卷用粗纸裹好的旧册递给门房便走了，没有多留，也没有留下口信。那卷旧册被送到值房时封口的麻绳还紧着，结扣处绕了两道，没有被人中途拆开过的痕迹。汪直解开麻绳，把旧册摊在案上，先翻了一遍目录，再找到对应年份的位置逐页查看。一个时辰后，他在某页停住，又往前翻了几页，确认调任记录和信纸上提及的年份能对上。他把那页折了一道角，没有合上，搁在案角，然后继续翻看剩余的部分。
李森那边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没有派人来西厂催问回函的进展，也没有再让管家送任何书信。每天早晨他的轿子照常从吏部值房门口经过，到散衙时分再原路返回。西厂的缇骑有一回在回值房的路上遇见了李森的轿子，隔着半条街的距离，轿帘垂着，看不见里面的情形。缇骑没有停步，继续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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