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的一个傍晚，韦瑛从街上的书铺买了几本旧书带回值房，进门时听见院子里有两个值夜的缇骑在低声说话。他们聊的是街面上新近出现的一则传闻，说吏部李郎中这几日心神不宁，连上朝时都频频走神，有一次在宫门前下车时踩空了一级台阶，被身边的人扶住才没摔倒。韦瑛没有走过去打断，提着书径直进了值房，把书搁在门边的矮桌上。院子里那两个人的声音随即低了下去，换成了草鞋踩过砖面往院墙方向移动的细响。他走到案前，看见那两页纸已经并排收起，用镇纸压在一起，边角齐整，像一幅被谨慎收好、备着随时取用的草图，正安静地搁在案面的同一个位置。
那两页纸在案面上压了整整两天。镇纸是铜的，方形，边角被磨得光滑发亮，压在上面的时候刚好盖住了纸页的边角。韦瑛每天进来换茶时目光会从那张纸上掠过，但从来没有问过，也没有多看一眼，只是把茶盏搁在案角便退出去。那个铜镇纸是汪直刚到西厂时放在案上的，至于是何时买的、从哪里来的，值房里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动过。
第三日清早，汪直把那两页纸收进一只牛皮纸信封里，封口处压了西厂的铜印，让韦瑛亲自送去通政司。信封没有标注收件人，只在正面写了一行地址。信里的内容简洁明了，仅陈述了李森与张泰走私案存在文书关联的事实，未提出任何处置建议，也没有附带张泰案的主要案卷。
韦瑛回来时午时刚过。他在门口站了片刻，才推门进来，把回执搁在案角：通政司收了，说三日内会转呈。
汪直没有接话，只了一声，继续翻看手边的一本册子。那本册子封皮上写着目录页的编号，翻页时能听见纸页边角被指腹拂过的声音，均匀而轻。韦瑛没有再多说，退了出去。
三日后，李森称病告假的折子递进了吏部。折子用词简练，只写了偶感风寒，请休沐三日，没有附任何诊断。吏部那边按惯例批了，没有多问。李森的轿子从那日起便没有再出现在吏部门口，也没有人看见他往西厂方向去过。
李森闭门谢客的第三天夜里，一艘从宁波港北上抵京的商船卸货时被西厂缇骑拦下查验。船上载着三百匹棉布和两百件铁器，在另一捆麻布卷中露出了封口已松开的标识，与张泰案中查获的火药配方样本出自同一批货。缇骑登记了船号、货主姓名和货物明细，将样本封存送回了西厂，同船的其他货物在清点和登记后允许继续卸货，未作扣留。
汪直把那份货样登记搁在案角，没有专门腾出时间来细看，也没有单独归档，只是顺手夹进了案角那卷旧册里。那座院子里旧册和清单陆续积攒起来，有的当面被确认过，有的只差一个核对的时间。书架上存放案卷的位置还空着几格，正等着后续的线索一点点填进去。墙角那只陶盆里的竹子已经长到了齐腰高，新叶的叶面完全展开了，在从廊下照进来的晨光里泛着明亮的绿。西厂的密探们依然在夜里散入各处，他们的存在早已成为京城夜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那些被填入簿册的条目一样，默默地在原位记录着每一件尚未抵达终点的事物。
那批从宁波港扣下的货样，在值房案角的旧册里搁了两日。第三日上午，汪直把它抽出来重新看了看——布的纹理、铁器的重量、麻布卷的封口方式，与张泰案地窖里查获的货品一致。他没有再往里加任何新的标记，只是在册页的空白处用细笔添了一行日期，然后把册子合上，搁回了书架中层。那片新添的墨迹在纸面上晾干之后收进了铁皮柜内，和张泰案的主卷隔着半指厚的距离。架上其余卷宗的位置没有变动，保持着被封存前的原有顺序。
三月初，李森的告假折子续了一次。折子递进吏部时比上回厚了一些，措辞也稍长，提到咳症未愈，恐延及同僚，恳请再休沐五日。吏部照例批了。西厂没有派人去李府探望，也没有往李森的值房递过任何文书。李府的门在休假期间紧闭着，除了日常采买的仆役进出之外，没有见到旁人往来。有人曾在李府后巷看见一个穿灰衣的管家往角门里搬了两捆旧书，之后便没有再出过门。那些书在门内被清点过又放回架上，和书架上的其他册子排在一处，大约会一直搁在那个位置，等到某一天被重新翻开。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汪直收班前把值房的窗子推开了一道缝。院墙外的街巷正在收灯，有几处铺面的伙计正在卸门板，动作不急不缓。墙角那株矮竹在斜阳里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落在墙根和砖缝之间，叶尖微微下垂，像是正在积蓄入夜前最后一点光。韦瑛在廊下经过时往里看了一眼——汪直正背对着门口站在窗边，没有回头。韦瑛没有出声，继续往前走了。
次日，吏部那边传出一则消息，说李森在告假期间向部里递交了辞呈。辞呈的措辞很平，只说年事渐高，精力不济，请准致仕回乡。吏部尚未批复，但消息已经传出，有人私底下揣测李森是想借病抽身，也有人认为这是被逼无奈。西厂未予评论。值房里的案卷和簿册依然按原样摆放着，没有人专门为这件事增加或删减任何记录。书架中层隔板上的旧卷已经按类收好，和往年的旧档比邻而立，各自保持在各自的格子里。那棵矮竹已经长到了齐腰的高度，在午后的日光下投出一小片完整的绿荫。西厂在京城街巷中的存在感，已经像廊下的竹根一样在不知不觉间扎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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