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者是接替徐光启暂领工部事务的右侍郎,一位较为务实的技术官僚。他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龙江船厂的成功证明新技术能增强国力;将部分成熟技术(如改进的测量工具、更高效的水力鼓风机图纸、基础力学算法)有限推广,可以提升各地官营作坊的效率和产品质量,尤其有利于军械制造和水利工程;设立试点新式工坊,可探索技术转化民用的途径,或许能开辟新的税源。
但反对者阵营空前庞大。以新任礼部尚书(接替被曹化淳以“勾结邪教、通敌谋逆”罪名下狱论死的周延儒的东林温和派代表)为首,大批翰林、科道言官、乃至部分户部、兵部的保守派官员群起而攻之。
他们的论点层层递进,威力十足:
其一,“奇技淫巧,动摇国本”。 认为过度追求工巧之术,会使民心趋于逐利机巧,轻视农耕根本和圣人经义,长此以往将败坏社会风气,动摇以农为本、以儒治国的立国根基。一位老翰林痛心疾首:“昔日墨子虽善守御,然其学不传,何也?非治国安邦之正道也!今欲以匠作之术广布天下,岂非舍本逐末?”
其二,“与民争利,易启祸端”。 担心朝廷主导的新式工坊,凭借技术优势,会迅速挤垮民间传统手工业者,导致大量匠户失业,流民增加,社会动荡。且技术一旦扩散,难以监管,若被豪强或别有用心者掌握,用以私造器械,后果不堪设想。
其三,“门户之见,学统之争”。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于文官集团对“知识权力”被重新定义的恐惧。传统的上升通道是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如果“工技之学”也能通过朝廷认可、推广并获得实际利益甚至地位,那么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体系和话语权将受到挑战。这触及了士大夫集团最核心的利益。
其四,也是最隐晦的一点,“天外之学,其心叵测”。 虽不敢明指“万识之核”,但不断有人暗示,这些新奇技术来源不明,恐沾染不祥,或为异端学说张目,暗中将争论引向对“天工院”乃至沈敬、徐光启政治正确性的质疑。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面色比殿外的天色更加阴沉。他支持推广新技术,因为他太需要实实在在的力量来稳固江山了。但他也无法忽视如此汹涌的反对声浪,尤其是其中不少论点确实关乎社会稳定和统治根基。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技术之争,更是权力、观念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沈敬作为“天工院”协理,自然在风口浪尖。他没有与反对者进行长篇大论的理论交锋,而是在众臣激烈辩论后,出列陈述了三点,言简意赅:
“一,龙江船厂‘镇远号’一艘船,吓退郑芝龙数十舰,保住东南税赋重地,此为‘奇技’保国之效。二,陕西流民缺衣少食,若新式纺织、农具能增一分产出,或许就能少一个从贼之人。技术之用,在于利国利民,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关键在朝廷引导与掌控。三,所有推广技术,皆经过‘天工院’反复验证,确保其无害、可控、易学,且仅限于工部直属机构及严格筛选的试点,绝无泛滥之虞。至于来源,陛下明鉴,皆为华夏工匠钻研泰西典籍、融汇自身智慧所成,何来‘天外’之说?”
他语气平静,却将争论拉回了最实际的层面:有没有用?安不安全?能不能控制?
崇祯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准予在工部军器局、内府针工局等少数直属机构内,小范围试用部分已验证的新工具与方法;在南北直隶各选一地,由工部和户部共同监管,开办一个“官督商办”性质的试点工坊,摸索经验;同时严令,所有技术图纸、关键工艺不得外泄,违者重处。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但沈敬和徐光启都清楚,旧的利益格局和思想藩篱已被触动,反弹只会越来越强。他们就像在布满暗礁的急流中行船,必须万分谨慎,寻找那条狭窄的、可能通向未来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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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渤海遗珠·汉王的“补天”计划(永乐三年·冬末)
北平西郊,汉王秘庄。地下实验工坊内,温度却远比地上炽热。巨大的火炉轰鸣,精壮工匠赤膊挥锤,锻打着烧红的金属。空气中弥漫着焦炭、金属和汗水的气味。
但工坊最核心的区域,却异常安静。这里被多重石墙隔绝,只有几盏昂贵的鲸油灯提供照明。汉王朱高煦正与几名心腹匠师,围着一个特制的石台。石台上铺着柔软的锦缎,锦缎之上,正是那片从“龙王坳”打捞上来的、带有螺旋纹路的奇异“禹墟”碎片。
碎片只有巴掌大小,厚度不足半指,通体呈现一种温润的灰白色,非玉非石,表面那些天然的螺旋纹路在灯光下似乎有极细微的光晕流转。旁边摆放着各种工具:精钢刻刀、金刚石钻头、酸碱试剂、甚至还有几块用于测试磁性的磁石。但所有试图在碎片上留下痕迹或分析其成分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它坚硬无比,不惧刀刮火燎,不溶于王水,也无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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