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军站在门廊下，敬了个军礼。
肖泽楷没还礼，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向那辆停在东街口的猛士车。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雨后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
李铁军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街角，慢慢放下手。
风从海上来，带着咸腥的凉意。旗杆上的深蓝旗帜哗啦啦地响。
他忽然想起肖泽楷刚才那句话。
“谁的锅碎了谁补，补不上就换人。但仗还没打完，谁也别撂挑子。”
他在心里把这句过了一遍，转身走回府衙。
案头还有一摞战报没批完。
儋州光复第二天深夜，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
城东俘虏营旁，临时野战医院里灯火通明。
说是医院，其实是三间打通的临街大瓦房，门板拆下来当手术台，窗户挂着油布，墙角堆着还没来得及洗的染血绷带。伤员躺了一地，有的呻吟，有的昏睡，还有几个睁着眼盯着房梁发呆，不知在想什么。
赵志强弯着腰，手里的手术钳正夹住一根断在肌肉里的箭头。灯光不够亮，护士擎着盏煤油灯凑近，火苗被呼吸吹得忽明忽暗，他的影子便在墙上不断起伏。
额头上的汗珠滑进眼角，咸得他眨了眨眼。旁边的归化民护士下意识伸手想替他擦，被他偏头躲开：“别松灯。”
护士赶紧把灯端稳。
箭头取出来了。赵志强扔进托盘，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他扫了一眼伤口——没有明显脓血，新鲜创面，清创及时，感染概率可控。
“缝合。”
他把持针器递给助手，退后一步，摘下沾血的橡胶手套。手套是临高用天然橡胶土法硫化做的，厚，不透气，闷了六个钟头，脱下来时双手像在水里泡过，皱得发白。
下一个。
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担架抬进来一个新伤员，是个北伐军士兵，胸口被流矢射中，箭杆已经折断，箭头还在肉里。人还清醒，咬着块木片，脸白得像纸，豆大的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滚。
“放这里。”赵志强指了指门板。
他重新戴上手套——来不及换新的，血水还湿着就套进手指。他俯身查看伤口，手触到伤兵冰凉的皮肤，听见对方压抑的、破碎的呼吸声。
“没事。”他说。声音不高，甚至有些平淡，像在陈述天气，“箭头没伤到肺。取出来，养半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伤兵盯着他，说不出话，眼眶却红了。
赵志强不再说话，低头干活。
手术刀划开皮肉，血涌出来。护士赶紧用纱布按压，他伸手，钳子探进去，触到箭头的边缘，夹住，稳住，慢慢向外提——
“主任！”门口又跑来一个通信员，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焦灼，“政审处那边来人催，说有个儋州同知师爷的口供对不上，问是不是用刑……”
“不用刑。”赵志强头也没抬，手稳得像钉在钳子上，“《俘虏条例》第十七条背给他听。背不出就抄十遍。”
通信员咽了口唾沫，转身跑了。
箭头取出来了，比小指还长，血糊糊地躺在托盘里。赵志强缝合，打结，剪线。伤兵的呼吸渐渐平缓，眼睛还睁着，但神采慢慢回来了。
“抬下去，破伤风针明天补。”他直起腰，肩膀的酸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下一个。
他接过护士递来的粗茶，灌了半杯，没咽下去，漱了漱口吐在墙角。茶沫沾在嘴角，他用袖子胡乱一抹，又俯身向下一张门板。
俘虏营东侧，原儋州巡检司衙门，现在是政审处临时办公点。
赵志强从医院过来时已经过了亥正。他没走正门，从侧面的夹道绕进去，免得被排队等候审讯的俘虏看见——有些人认识他，昨天下午他还亲手给他们包扎伤口。
政审处的两间偏厢房灯火通明。窗户用雨布遮着，透不出光，只有门缝泄出几缕细线，落在院中潮湿的青石板上。
赵志强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墨汁、烟草和人汗的热气扑面而来。
“主任。”
“主任来了。”
两个小组长同时起身。左边是陈玉山，穿越前在派出所干过七年治安警，话少手狠，但从不越线；右边是孙文斌，学历史的，读档比读人快，能在三页口供里挑出前后差了两个时辰的破绽。
赵志强点点头，没落座，直接走到陈玉山的案边，拿起那摞供状。
“上午那个姓冯的师爷。”
“撂了。”陈玉山把另一张纸推过来，“儋州库银去向、马得功撤退前传过几道令、府衙里谁给清军通风报信——都对上了。他经手的账本藏在西街老宅夹墙里，我们已经起出来了。”
赵志强一目十行扫完，搁下供状：“用刑了？”
“没。晾了他六个时辰，自己扛不住。”陈玉山顿了顿，“他儿子在府城念书，怕牵连。”
赵志强没说话，把供状折好放进口袋。
孙文斌那边是另一摊。他的桌上堆着尺把高的丁口册、田赋册、诉讼卷宗，全是州府衙门原档，泛黄发脆，边角被虫蛀成筛子。他正对着油灯，用镊子一页一页翻，像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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