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员甄别，”他头也没抬，“八十七人，主动投诚的九个，在押四十一，在逃三十七。投诚的那几个底子相对干净，有两个是今年新补的帖书，没沾过刑名钱粮，能用。在押的……”
他抬起眼，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筛出三档。甲等，跟着马得功作过恶、手上有民命的，五个，准备移送司法审判。乙等，办过差但没大恶，审明后发临高集训三个月，考察合格再定。丙等，普通书吏杂役，无劣迹，取保候用。”
赵志强接过他的分类表，借着灯细看。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每个名字后面都附了初步证据摘要。
“这四十一个甄别完，还有三十七个在逃。”孙文斌重新戴上眼镜，“追不追？”
“追。”赵志强把表放下，“发协查通报到各乡各里，主动投案的从轻，藏匿不报的窝主同罪。”
孙文斌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
赵志强站了片刻，目光扫过两张堆满卷宗的案桌。油灯的火苗在窗缝透进的夜风里轻轻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左一右，像两座不肯倒下的碑。
“辛苦。”他说。
陈玉山摇头：“分内的事。”
孙文斌没说话，继续低头翻卷宗。
赵志强没再多言，推门走进夜色。
他回到医院时，临时增加的第三盏煤油灯已经点上了。屋里还躺着十七个伤兵——北伐军的七个，清军的十个。
按战时医疗条例，清军伤俘排在优先级末等。但没有一个人被晾着不治。赵志强定的规矩：只要进这道门，就是病人，没有辫子军短毛军的区别。
一个清军伤兵躺在最靠门的角落，肩胛骨被子弹贯穿，烧得满脸通红。赵志强蹲下，伸手探他的额头。烫得像烙铁。
“酒精。”
规划民助手递过浸着酒精的纱布。赵志强俯身，仔细擦拭伤口周围的皮肤。那清兵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张陌生面孔凑得这么近，本能地往后缩，扯动伤口，痛得闷哼一声。
“别动。”赵志强按住他的肩膀，“脓没清干净，动就再割一刀。”
清兵不敢动了。他盯着赵志强，目光里没有感激，只有一种困惑的、近乎恐惧的茫然。
这些短毛……为什么要救我们？
赵志强没解释。他清完创，上药，包扎。站起身时，白大褂的衣角沾了一片新洇开的血迹，不知是自己的还是伤兵的。
他走到门外，靠着檐柱，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凌晨两点十七分。
他已经连续工作十九个小时。从昨天清晨儋州攻城战打响，他带医疗队随第一梯队跟进，在城门外设立野战包扎所，到下午城门被破、巷战最激烈时他被临时调进城内救治伤员，再到傍晚清点战俘、发现马得功留下的一批清军重伤员，再到今夜同时处理手术、巡诊、政审——两副担子压在肩上，每一副都是人命关天，每一副都卸不下来。
他不是没想过找人分担。问题是能分担的人都在忙。临高新建立的总医院那边只有1个元老医生坐镇，幸好是个急诊出身，不然他走了，临高那边估计就停摆了。
他把怀表塞回口袋，仰头望着雨后的夜空。云散了大半，露出几颗疏星，冷得像冰碴子。
身后传来脚步声。护士探出头：“主任，有个清军伤俘醒了，一直喊要喝水……”
赵志强抹了一把脸，转身走回门内。
“给他喝。温盐水，慢点喂。”
他走到药架旁，开始调配明天的破伤风针剂。煤油灯的火苗在他侧脸上跳动，照出深刻的法令纹和眼下的青黑。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临高第一次见到这批清军俘虏时的场景。那时他还不习惯叫他们“战俘”——他更习惯叫“病人”。后来有人提醒他，你这么叫，底下人会觉得你对敌人的伤兵比对自家兄弟还上心。
他没改口。
病人就是病人。打完了，躺在这里，都一样。
只不过天亮之后，政审处的陈玉山会来提人。甄别完，作恶的要审判，没作恶的编入治安军或者遣返。
那是明天的事。
现在他只是一个医生，在凌晨两点的油灯下，给明天还不知是敌是友的人配药。
天亮时，赵志强终于在一张空出来的门板上打了个盹。
不到半小时，通信员又来了。
“主任，肖主任从府衙传话，问俘虏营伤兵收治情况，今天午前要报数字。”
赵志强睁开眼，接过纸笔，就着窗缝透进的晨光，开始写。
他写得很慢，不是因为疲惫，是因为每个数字都要核对。
收治北伐军伤员：四十七人。已手术：三十一例。术后感染：三例。危重：两人。
收治清军伤俘：八十三人。已手术：十九例。术后感染：四例。危重：十一人。
库存药品：吗啡紧缺，磺胺紧缺，破伤风抗毒素还剩六支。
他搁下笔，把报告折好，递给通信员。
“给肖主任带句话，”他说，“药品的事，我在电报里跟临高催过了。再有三天不到，有些伤兵就得靠硬扛。”
通信员点头，转身跑远。
赵志强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窗外，俘虏营那边又传来嘈杂的人声，政审处的两个小组应该已经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了。
他走到门边，望着雨后初晴的天空。
云彻底散了，阳光从东边斜斜射过来，照在医院门前的泥地上，蒸腾起淡淡的水汽。
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还有很多手术要做，很多俘虏要审，很多报告要写。
他转身走回门内。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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