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强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那是他自己画的，每过一天划一道。从接到任务那天算起，五十三天。从第一根枪管拉出膛线那天算起，四十八天。从第一批工人进厂那天算起，四十二天。
明天，他就要把这批枪支和弹药运到迟浩刚的驻地。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一百支枪，整整齐齐排在架子上，枪管朝着同一个方向。电灯的光白晃晃的，在那些枪管上投下清晰的影子。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锻炉的声音还在响，当当当，一下一下，像心跳。
李伟强没有回宿舍，他拐了个弯，朝厂区后面那排木板房走去。
那里住着他父母——准确说，是他们在工业区的临时住处。两位老人坚持要住在厂区边上，说是“守着机器心里踏实”。真正的宿舍在几百米外的百仞滩基地，有电，有自来水，有食堂，条件好得多。但李建国和张秀兰只在那边睡觉，白天黑夜都泡在厂里，索性就在后面搭了两间板房，累了能靠一会儿。
木板房是临时搭的，比工人的集体宿舍稍微大一点，隔成两间。外面一间摆着两张工作台，堆满图纸和工具；里面一间是睡觉的地方，两张窄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
门缝里还透着电灯光。
李伟强敲了敲门。
“进来。”是他妈的声音。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李建国正坐在工作台前，戴着老花镜，对着一张图纸。那是一张车床的装配图，摊开了占满整张桌子，边角已经翻得卷边了。张秀兰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卡尺，在量一个刚车好的零件——那是车床的丝杠，锃亮，在灯光下泛着光。
两人都穿着自己旧世界带来的工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还有点油污。
“爸，妈。”李伟强说，“还没睡？”
李建国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摘下老花镜。
“枪装完了？”
“完了。四百支，刚数完。”
李建国点点头，没说话，又低头去看图纸。
张秀兰放下卡尺，站起来，走到墙角的小炉子边。炉子上坐着一把铁壶，她提起壶，倒了碗水，递给李伟强。
“喝口水。嘴唇都起皮了。”
李伟强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烫。
他在床边坐下，端着碗，没说话。
张秀兰也坐下来，看着他。
“累了吧？”
李伟强摇摇头，又点点头。
“还行。”
张秀兰没再问。她转过头，看着李建国那边，看着那电灯下花白的头发。
李伟强的父母，那年都是五十四岁。
穿越前，他们在老家开着一家小五金加工厂。厂不大，七八台机床，五六个人，专门接些零散活——农机配件、汽车零件、门窗铰链，什么都做。
李建国十六岁进厂，国营红星机械厂，当学徒，学车工。那会儿是七几年，厂里还是老式皮带车床，干活靠手艺，吃饭靠工分。他干了二十年，从学徒干到八级车工，从青头干到白头。九十年代厂子倒了，他拿着买断工龄的两万块钱，回家开了个修理铺。
张秀兰也是那个厂出来的，干检验的。什么样的活合格，什么样的活要返工，她一眼就能看出来。两人在厂里认识，在厂里结婚，在厂里生了李伟强。
后来修理铺变成了小工厂，小工厂又添了几台新机床。李建国还是那个习惯，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张秀兰还是那个习惯，每一件活都要过她的手，量一遍，再看一遍。
李伟强从小在机床边上长大。别的小孩玩泥巴，他玩卡尺。别的小孩背唐诗，他背车床转速表。后来他考了大学，学了机械，进了外企，又自己创业。但每次回老家，他还是会去厂里转转，看看爸妈干活。
老两口闲不住。儿子说别干了，来城里享福。他们说不干手痒，坐不住。
后面到了博茨瓦纳，李伟强向他们坦白穿越的事情。
父母就他这一个儿子。他们看着儿子提供的视频和图片，看起来不像是假的。沉默了很久，最后答应了跟着李伟强一起过去——说是“创业”，但谁都明白这一去意味着什么。
后来他才知道，爸妈把厂里能带的都带了，还增购了一批原材料。台式车床两台，铣床一台，钻床两台，还有一箱子合金刀具、量具、丝锥板牙，全在货车上。那辆货车，跟着他们一起穿了过来。
还有他们这辈子攒下的那些东西：发黄的机械手册，手抄的工艺卡片，李建国自己的笔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年攒下来的窍门、教训、数据。张秀兰的检验记录，一沓一沓的，哪年哪月哪批活，合格多少，报废多少，原因是什么，清清楚楚。
“念想。”张秀兰说，“扔了可惜，就带着了。”
李伟强看着那些东西，眼眶发酸。
元老院开会的时候，讨论工业口的架构。李明生出任部长，众望所归——他穿越前是动力设备公司售后维保技师，有机械工程背景，有工厂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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