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被藏在了休息室的壁炉砖缝里。
不是不信任谁,是必须这样。林涵很清楚——帮凶就在他们中间,而日记是明天的王牌。如果帮凶提前毁了它,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藏好日记后,林涵靠在墙上闭目养神,脑子里却在过一遍明天的流程。指证维克多,拿出日记,触发真相者死,鬼追杀,马车来,上车,走。流程很简单,但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是团灭。
“你还不睡?”刀疤坐在他对面,剔骨刀横在膝盖上。
“睡不着。”林涵睁开眼,“在想明天谁会是第二个帮凶。”
刀疤沉默了一下:“你觉得是谁?”
“老板。或者小偷。或者模特。或者学生。或者胖子。或者医生。或者眼镜。或者律师。或者哑巴。或者你。”
“……你说了所有人。”
“对。因为我不确定。”林涵坐直了身子,“我能确定的是,帮凶一定不会在明天的指证中主动暴露。他会等到最后关头,在马车出现的时候动手。因为那是所有人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得手的时候。”
“得手什么?”
“杀人。或者破坏马车。”林涵说,“帮凶的任务是协助鬼杀人。如果我们在指证后坐上马车跑了,帮凶的任务就失败了。所以他必须在马车出现之前或那一刻做点什么。”
刀疤的手指在刀刃上轻轻滑过,发出细微的声响:“那我们明天在马车来之前,先把帮凶找出来。”
“怎么找?”
“公投。”刀疤说,“明天下午三点还有一次公投。我们可以利用那次公投,把最可疑的人投出去。”
“但被公投的人会被关进地下室,必死。”林涵皱了下眉,“如果我们投错了,就杀了一个无辜的人。”
刀疤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林涵没见过的疲惫:“在这个副本里,没有无辜的人。只有活人和死人。”
林涵没有说话。他不想承认刀疤说得对,但他也知道,在生死面前,道德是最廉价的奢侈品。
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官的声音再次响起。
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召唤的方式——像狗听到铃铛,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走向法庭。恐惧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法庭里的灯今天特别亮,亮到刺眼。
法官坐在法官席上,穿着崭新的黑袍,头上戴着那顶假发——不对,假发不是之前在律师手里的那顶吗?林涵看向律师,律师摸了摸自己的头,假发还在。法官头上的假发是另一顶,更白,更卷,像一只死羊趴在头顶上。
女仆艾米丽坐在被告席上,她的状态比昨天更差,整个人像是一根被风吹干的树枝,随时会断。但她看林涵的眼神不一样了——多了一点东西,是希望。她知道了林涵拿到了日记,知道了明天有人会为她翻案。
原告维克多坐在旁听席上,他的表情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正常。一个被当众指认杀人的人,不应该这么平静。除非他有后手。
“今天的庭审,我们将听取一位新证人的证词。”法官敲了一下法槌,“证人,请上场。”
侧门打开,法警带进来一个人。
林涵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心脏猛地缩了一下。
是老汤姆。之前出过证的那个驼背老头。但今天的老汤姆和昨天不一样——他的眼睛是浑浊的白色,走路的时候脚不沾地,像是在飘。他的嘴角挂着一丝涎水,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证人席的栏杆上,发出“嘶嘶”的腐蚀声。
他不是人了。
“老汤姆,请你陈述案发当晚的经过。”法官的声音很温柔,像在哄小孩。
老汤姆张开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然后,一个声音从他嘴里传出来——不是他自己的声音,是一个更年轻的、更尖锐的声音。
“我看到了艾米丽从怀特先生的书房出来。她身上全是血。她手里拿着刀。她笑着。她在笑。”
老汤姆说着说着,嘴角真的翘了起来,咧开一个很大的弧度,大到嘴角撕裂了,血顺着脸颊往下流。但他还在笑,笑得停不下来,笑得整个法庭都在回荡那个尖锐的、刺耳的笑声。
“够了。”律师站起来,“这个证人已经不是人了。他的证词无效。”
法官看了律师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法庭上,证人的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证词。而证词——”他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已经记录在案了。”
林涵盯着老汤姆看了几秒钟,然后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辩方有新的证据要提交。”
法官的眼珠转了过来,两颗小葡萄干一样的眼睛盯着林涵:“什么证据?”
“怀特先生的病历。”林涵从口袋里掏出那份从证物室找到的病历,“病历上写明,怀特先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刺激。而原告维克多多次以暴力相威胁,讨要钱财。这说明维克多有强烈的杀人动机。”
他把病历放在法官桌上,又掏出第二份东西:“还有一封怀特先生写给女仆艾米丽的信。信里怀特先生说他知道艾米丽在替人隐瞒,他愿意保护她。这说明在怀特先生死之前,已经有人在威胁艾米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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