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统沉吟片刻，说道：『新复之地，百废待兴。授田需丈量、登记、造册；水利需勘察、规划、督造；工坊需筹建、匠户需管理、物产需调配；道路需修葺、驿站需重设、商旅需引导；更有蒙学需推广、医馆需设立、孤寡需抚恤……林林总总，千头万绪，不说十倍，但是三五倍于承平之时也是有的……』
『然也！』斐潜击节赞道，『民愈众，业愈繁，所需理者，岂能仅赖昔日那几个郡守、县令、主簿？譬如农事，岂能仅靠县令兼管？某设农工学士，便是如此！再如废墟修复，民址工造，水利、筑城、制器、开矿、冶炼……哪一样不需专精之人？此等职司，旧制可有？旧吏可堪？地已增，技已非，然官吏依旧，可之奈何？』
斐潜说道：『某立陇西之制，然陇西之乱，何如河洛？陇西之民，又是如何比得上山东？若仅以陇西之制便欲制于山东，岂非旧鼎乎？』
『哎呀！』庞统一拍脑门，也不管手上墨汁又是沾染到了额头，『啊哈哈！主公之言，真是……如雷贯耳！此事统想得差了！』
这也怨不得庞统，毕竟对于庞统来说，才站在千年历史的脚指头上，就算是多努力去眺望，也比不过斐潜躺在历史肩膀上看得远。
斐潜对于当下矛盾的分析，也就将庞统眼中混沌一体的『吏治』，条分缕析，拆解成一个个需要专业技能的新『职司』。斐潜并非否定『官』的存在，而是重新定义『官』的内涵。
从统御万民的『牧守』，转变为服务百业的『专司』……
这才是斐潜想要在封建王朝的制度之中，潜藏进去的『私货』！
一想起后世伟人，以一己之力去对抗千年封建的残骸，想要扭转『父母官』，到『服务者』，是多么困难，历经了多少的痛苦，斐潜就不由得感慨万千……
关键是好不容易扭变了一点，然后又有多少官吏即便是穿上新时代的服装，内心依旧想要在百姓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大汉四百年，残留下来的余毒就已经是如此坚厚，若是千年封建王朝之后，又是怎样？
不过，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逆反心理，斐潜还是补充了一点『理论依据』，『荀子有言：「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此乃分工之始见也！』
斐潜说到这里，也是多有感慨，其实很多理论，很多方略，都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体现出了一些苗头，至少是一种方向性的探索，但是在儒家之后，很多东西就被砍杀了。
集权和分工，原本就是矛盾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就像是自由和平等一样，都是要有条件的，所有试图将其绝对化的，其实都是在打拳。
斐潜引经据典，目光灼灼，『然旧时分工，粗疏至极！士大夫总揽一切，农工商各守其业，壁垒森严。今某所欲者，乃于士、农、工、商之内，再行细分！农中有专研育种者，有精于水利者，有善用器械者；工中有土木之匠，有冶金之师，有巧思之工；商中有通货殖者，有精算筹者，有善贾远者……如此，即士大夫之官，亦需细分其职，各专所长！此非职「寡」也，实乃位之新创，如春笋勃发，时值所需也！』
其实在宋代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
在宋代很多职位都是临时性架设的，爵位和品级都不能代表什么，而是具体的差事才是重要的高下之分……
当然，这也避免不了会带来『冗官』的问题。
但是冗官，更多的是许进不许退，就像是『视同』一样，是搞到了已入不敷出，才来查一岁灵童？那么之前那么一大堆的冗余，然后全数压到了百姓身上，就算是苦过了事？
想来必是见西洋有修仙元婴境三百岁者，不甘其后乎？
问大汉衣质料者拘？
言十二字真言者囚？
煌煌乎！
皆为此等有进无退，方是肆无忌惮为官为吏之辈所为之！
若是真能有退出机制，并且严格执行，一旦言行不慎者，官帽便是不保，又有谁会如此嚣张跋扈，横行乡野？
因此，没有纯粹自由，也没有完美的制度，更不可能仅仅靠一纸空文，一句口号，就想要千秋万载，长治久安！
斐潜缓缓的说道：『士元所忧才不堪任，其根亦在此！一人之智有限，焉能通晓百工？一县之令长，兼管农桑、工造、刑名、教化……纵伊吕复生，亦难周全！故需分职！将庞杂之务，切割细分。劝农只需精于农事，工学只需通晓营造，蒙师只需善教童蒙……职责专一，则标准易明，考核易行。能力不足者，可专司一技；才具卓越者，可统筹一方。譬如百工造器，分工愈细，技艺愈精，器物愈良！治国理政，何独不然？分工愈细，专才愈出，效率愈高，则技可日新月异，地力可倍获其出，万民可安居乐业！此乃破技之桎梏，亦解位与才之困局也！』
通过『分工细化』降低对单一人才『全能』的要求，同时提升整体治理效能与技术推动力。
当然，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好处，以及所带来表面上的『冗员』问题，而更为深层次的，还是斐潜想要掺杂在封建旧鼎之下的新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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