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樊世英自然是不愿意杨铭的军队进三河县城了。明朝的官场规矩是文尊武卑，小小一个游击将军在知县面前算不了什么，他亲自出城来跟杨铭见面，算是给足了杨铭面子，所带的七八车粮食，也够杨铭这一千来号人吃个两三天了，樊世英自认为是尽到地方官的责任了。
而实则杨铭根本就没指望行军沿途的地方州县供应粮草，别说己巳之变的这种仓促局面，就算在平时，地方州县给客军供应粮草也不是一件靠谱的事情。此次各地的勤王军入畿赴援，因为粮食供应问题被坑的不少，杨铭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自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这次出战他带足了可供全军食用一个月的粮食，这也是放弃携带虎蹲炮、佛郎机和火药弹丸节省出来的运力的好处。
“樊大人，我军所携粮草充足，若城里有困难，这些粮食就请大人带回去吧。”杨铭微笑着躬身抱拳说道。
此言一出，樊士英还以为杨铭是嫌他提供的粮食太少，故意在说反话，但他一眼看去，却见杨铭笑容平和，神态真诚，不像是心存怨愤的样子，这下倒让樊士英一时拿捏不准了。
“大人是陕西人吧？”杨铭见樊士英一时不语，知他心有疑虑，便温言扯起了家常。
“正是。”人的家乡不是什么秘密，樊士英是陕西举人，这在官场上大家都知道，杨铭随口问起，樊士英也不以为意。
“这几年天灾频仍，陕西受灾尤为严重，大人在陕的家人可都一切安好么？”
崇祯一朝十七年，受小冰河气候的影响，旱、蝗、涝、风、雹、震、雪各种灾害频发，其中旱灾系因气温降低降水减少的直接影响所致，发生频率尤高，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最大。连年大灾使得崇祯年间频发饥荒，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罕见，而陕西受其自身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旱灾发生的频度和烈度最高。
天启七年，也就是崇祯继位的那一年，陕西大旱，次年继续大旱，尤以陕北受灾程度最重，给事中马懋才的奏疏称：“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为食，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坠涨而死。”崇祯三年，灾荒扩大到陕西全省，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
樊士英看着杨铭，脸上闪过一丝悲凉，随即又恢复神色如常，淡淡地说：“如今国家危难至此，区区一家之艰辛，何足挂怀。”
明朝后期举人一般只能做个教喻之类的学官，或者县丞、主薄之类的佐贰官，能当上县令的不多，这樊士英能以举人身份出仕京畿知县，看来确实有些本事和担当。
“三河是小城，城里难民不多，尚可勉力维持，这些粮食就请将军先收下吧，若不够，本官回城再想办法筹措一些。”樊士英拱拱手说道。
杨铭也就不再客套，立即命人搬卸粮食，出来三天了，携带的粮食也吃了一部分，空出来的车位补充三河县提供的这些粮食正好。
辞过樊知县，大军继续前行，这时久违三天的塘报也来了，杨铭骑着马一边走一边看徐伯成递过来的塘报。
第一张塘报是刘之纶报后金兵三千骑进驻遵化，刘之纶自己则是初九日率标营到蓟州，等粮草到后谋攻遵化。
第二张也是刘之纶报后金军进攻遵化以西数十里的石门，守将李芳扬率兵与后金军交战，炮箭齐发，白草顶乡民王家栋等数千人在高处大声呐喊给明军助威，后金军攻之不下而退去，事后刘之纶向蓟州饷司借白银一百两奖赏这些乡民。杨铭知道，刘之纶是文人，写这些不外是为了宣传鼓励军民士气。
第三张是延绥总兵官吴自勉报其带五千勤王兵进抵蓟州，偕行的延绥巡抚张梦鲸途中因劳累过度身亡。看到此杨铭心中不禁一声长叹，按他在上个世界知道的历史，张梦鲸是一位治世能臣，他一生济危扶困、惩恶扬善，为官清廉，施政有方，曾被崇祯皇帝誉为“天下卓异第一”，是明朝中后期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此次张梦鲸带着总兵吴自勉率领五千兵入京勤王，途中吴自勉逗溜不前，且一路以征马为名勒索地方，还收受贿赂私放军士逃走，张梦鲸节制不了吴自勉，一气之下忧愤而死。
第四张是驻蓟州的总理援军事务总兵马世龙报蒙古插部等三十六家数千骑入边，与后金军会合。皇太极此次入犯内地，原本就带了一些蒙古部落的人马，但更多的蒙古部落则因为对大明还存有忌惮，不敢随皇太极入塞，及到现在看到后金军在大明境内纵模捭阖，每战皆捷，抢到的人蓄钱财布帛器具不计其数，这些蒙古人就眼红了，也跟着进来想捞一勺羹。
第五张是昌黎守备石柱国报后金军于初九日攻县城，知县左应选募民兵守城甚固，屡退敌军。昌黎县城在滦州东面六十里，知县左应选是山西榆次人，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任职之时后金军已经入塞犯京，左应选胆略过人，单骑赴任，入城后即号召全城百姓男女皆兵，与守备石柱国一起严防死守，终保城池不失。杨铭知道，在他看到这张塘报的此时，昌黎攻守双方仍在激烈交战之中，在明天也就是正月十四日，一位被后金军掳掠充作炮灰的无名昌黎青年将以自己生命挽救整座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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