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人称“诗圣”。其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出身京兆杜氏，乃晋代名将杜预之后，自幼受家学熏陶，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然其一生困顿，仕途偃蹇，恰逢盛唐由盛转衰，亲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之苦，笔下诗文大多记录民生疾苦、乱世疮痍，被誉为“诗史”。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有妻子杨氏相伴左右，这份乱世中的夫妻情，既是他苦难生活的慰藉，亦是其诗中温暖的来源。
杨氏，杜甫之妻，史料未载其名，仅以“杨氏”称之，出身普通人家，生卒年月无确切记载。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却凭借自己的坚韧与温柔，在杜甫二十余年的漂泊岁月中，为他操持家务、抚育子女、抵御风霜。安史之乱中，她独自带子女逃难；贫困潦倒时，她与杜甫同甘共苦；杜甫病逝后，她孤身抚养子女成人——她是杜甫诗中“老妻”的具象，也是乱世中千万平凡却伟大的女性的缩影。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洛阳城的春日尚带着几分料峭，29岁的杜甫站在城郊一处简朴的院落前，迎接他的新娘。这一年，他经亲友引荐，与杨氏成婚，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九年的姻缘。
当时杜甫，虽未入仕，却已在诗坛小有名气。他早年漫游吴越、齐赵，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诗句，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杨氏虽非名门闺秀，却也知书达理，性情温婉沉静。她知晓杜甫的才华，也理解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从未因他的清贫而有过半分怨言。
婚后的最初几年，杜甫仍在为仕途奔波。他曾前往长安应试，却因奸相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而落榜；后又客居长安十年，靠献诗权贵谋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杨氏则留在家中，打理家事。每当杜甫失意归来，她总会温一壶薄酒，端上简单的饭菜，静静听他自己的困顿与不甘。
这段时期，杜甫的诗中虽多有对仕途的焦虑，却也有着对家庭的温情。他在《赠李白》中写“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是与知己的酣畅；而在写给杨氏的家书中，却有“妻儿待我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的柔情。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打破了大唐的繁华，也彻底改变了杜甫与杨氏的生活。那一年时杜甫刚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正准备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却在路上听闻叛军攻破洛阳的消息。他一路辗转，历经艰险才抵达奉先，见到杨氏与孩子们时，家中早已断粮多日，幼子甚至因饥饿而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悲恸，既是他对民生疾苦的感慨，更是他对家庭苦难的切身体会。杨氏抱着夭折的孩子，泪水无声滑落，却仍强撑着安慰杜甫，用柔弱的肩膀撑着这个家。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长安很快被叛军攻陷。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杜甫听闻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便欲前往投奔，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杨氏带着四个子女，被迫与杜甫分离，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之路。
被困长安的日子，是杜甫一生中最屈辱、最焦虑的时光。他身为俘虏，行动受限，看着叛军在长安城内烧杀抢掠，看着昔日繁华的都城沦为人间地狱，心中满是悲愤。而更让杜甫揪心的，是对杨氏与子女的牵挂——他不知道妻儿逃往了何处，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是否能吃饱穿暖。
长安城内，烽火连天，消息隔绝。杜甫曾试图托人传递消息，却屡屡失败。他在《春望》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家书抵万金”五个字，道尽了乱世中离散亲人的苦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封报平安的家书，比万两黄金还要珍贵。他常常站在被叛军占领的长安城楼上，望着杨氏逃难的方向，泪水模糊了双眼。
与此同时，杨氏正带着子女在乱世中艰难求生。她没有车马，只能牵着年幼的孩子，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向西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途中，粮食稀缺，她常常自己忍饥挨饿，把仅有的干粮分给孩子们；遇到叛军劫掠，她便抱着孩子躲进山洞或草丛中，整夜不敢出声；孩子们生病了，她没钱请医，只能采些草药熬水给孩子喝。有一次，小女儿实在走不动了，哭着要父亲，杨氏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哽咽着说：“你爹爹在长安等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一家人团聚。”
她不知道杜甫是否还活着，却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每到一处，她都会向逃难的人打听杜甫的消息，哪怕只有一丝线索，也会牢牢记住。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杜甫趁叛军看守松懈，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一路历经艰险，终于抵达唐肃宗所在的凤翔（今陕西凤翔）。他见到唐肃宗时，衣衫褴褛，头发散乱，唐肃宗感念其忠诚，任命他为左拾遗。可杜甫上任没多久，便因替房琯求情而触怒唐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此时的他，心中唯一的念头，便是找到杨氏与子女——他听闻妻儿可能在秦州，便毅然辞去官职，前往秦州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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