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秦州城外的一处破败驿站里，杨氏正带着孩子们整理行囊，准备前往没有战乱的成都。就在这时，驿站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喊着她的名字。
杨氏猛地抬头，只见一个衣衫破旧、面带风霜的男子站在驿站门口，头发已有些花白，正是她日思夜想的杜甫。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片刻后，才抱着孩子们冲了过去，泪水瞬间决堤：“你还活着！你终于回来了！”
杜甫紧紧抱着杨氏与孩子们，声音哽咽：“我回来了，让你们受苦了。”这一刻，所有的屈辱、焦虑、苦难，都在重逢的喜悦中烟消云散。孩子们围着杜甫，有的拉着他的衣角，有的喊着“爹爹”，小小的驿站里，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温情。
这段重逢的经历，杜甫后来在《述怀》中写道：“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露宿霜飞坐可咏，月明松下夜吟诗。”诗中的“沧洲近”，既是指秦州靠近安宁之地，更是指与妻儿重逢后，心中有了归宿。他在秦州短暂停留期间，与杨氏一同租了一处小院，虽然简陋，却得到了来自于家庭的那种久违的温馨。
可好景不长，秦州的粮食很快出现短缺，物价飞涨，杜甫一家再次陷入困境。杨氏看着孩子们因饥饿而消瘦的脸庞，心中十分焦急，便劝杜甫前往成都——她听闻成都远离战乱，且有杜甫的友人严武在那里为官，或许能得到接济。
同年冬天，杜甫与杨氏带着孩子们，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途。他们沿着嘉陵江而下，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江渡河，历经艰险。途中，杜甫写下《发秦州》《木皮岭》等组诗，记录下逃难的艰辛，其中“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等句，道尽了旅途的困苦。而杨氏始终陪伴在杜甫身边，帮他照顾孩子，整理行囊，每当杜甫因疲惫而沮丧时，她总会轻声安慰：“再坚持一下，成都就快到了。”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天，杜甫与杨氏终于抵达成都。在友人严武的帮助下，他们在成都城西的浣花溪畔，建起了一座简陋的草堂，这便是后世闻名的“杜甫草堂”。
草堂的日子，是杜甫与杨氏一生中最平和、最温馨的时光。虽仍清贫，却远离了战火，有了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杨氏将草堂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在院子里种上蔬菜、瓜果，在门前的浣花溪边洗衣、淘米；杜甫则在草堂的书房里读书、写诗，偶尔与友人聚会。
清晨，杨氏会早早起床，为杜甫准备简单的早餐，然后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种菜；傍晚，杜甫会牵着杨氏的手，在浣花溪边散步，看着夕阳洒在江面上，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杜甫在《江村》中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老妻画纸为棋局”一句，生动地描绘出杨氏与杜甫在草堂中的生活场景——没有昂贵的棋盘，杨氏便在纸上画棋盘；没有精致的钓钩，孩子们便用针敲弯了做钓钩。这份贫贱中的乐趣，是乱世中最珍贵的温情。
可是好景不长，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严武奉调离开成都，杜甫失去了友人的接济，草堂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同年，唐玄宗、唐肃宗先后病逝，唐代宗即位，安史之乱虽已接近尾声，却又爆发了徐知道之乱，成都陷入混乱。杜甫与杨氏不得不再次带着孩子们逃离草堂，前往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避难。
离开草堂的那天，杨氏看着自己亲手打理的院子，看着杜甫精心栽种的花木，眼中满是不舍。杜甫牵着她的手，轻声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杨氏点点头，擦干眼泪，再次拿起行囊，跟着杜甫踏上了逃难之路。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再次出任剑南节度使，回到成都。杜甫与杨氏得知消息后，便又回到了成都草堂。严武对杜甫十分赏识，推荐他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便是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的由来。
可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严武病逝。严武的去世，不仅让杜甫失去了仕途上的依靠，也让他失去了生活上的接济。成都的局势再次变得动荡，杜甫与杨氏不得不再次离开成都，前往夔州（今重庆奉节）。
此时的杜甫，已年过半百（53岁），身体因常年漂泊而变得十分虚弱，患上了肺病、风湿病等多种疾病。杨氏便成了他的“贴身医官”，每日为他煎药、按摩，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夔州的冬天十分寒冷，杨氏怕杜甫着凉，便将自己的棉衣拆了，重新絮上棉花，给杜甫做了一件更厚的棉衣；杜甫咳嗽不止，她便每天清晨去山上采些草药，熬成汤药给杜甫喝。
杜甫在《登高》中写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中的“百年多病”，正是他当时身体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杨氏的陪伴与照料，则是他苦难生活中的唯一慰藉。有一次，杜甫因病重卧床不起，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杨氏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泪水直流：“你不能丢下我们母子，孩子们还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只要你好好活着，再苦再难，我都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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