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五侯，不是一个人，而是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这五个宦官的代称。
单超，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在宦官中资历最深。他早年入宫，性情沉稳、少言多谋，曾在太子刘志（即后来的桓帝）身边侍奉，却因不愿依附当时掌权的大将军梁冀，被外放为小黄门，闲置数年。
徐璜，下邳（今江苏邳州）人，出身寒门，因家境贫寒自阉入宫。他为人刻薄贪婪，却极善察言观色，从最低等的掖庭令史做到中常侍，靠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
具瑗，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是五人中唯一掌控兵权的宦官。他身材魁梧，早年曾在禁军任职，后因武艺出众被调入宫中任黄门令，掌管宫门警卫与部分禁军调度。
左悺，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人，以谄媚巧言闻名，善于揣摩桓帝的心思。
唐衡，颍川郾县（今河南漯河）人，年纪最轻，却最为心思缜密。
这五人，性格各异，出身不同，却因一个共同的敌人——梁冀，逐渐走到了一起。这之前的故事，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过，在此不再复述。
梁冀及其党羽被诛杀后，桓帝激动得泪流满面，下旨封赏单超五人：“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忠勇可嘉，共诛奸贼，护国安邦。特封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户。”
从此，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宦官封侯的局面，单超五人被时人称为“五侯”。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场“除奸”的胜利，竟成了另一场“乱政”的开端。
封侯之后，单超五人很快便掌握了朝政大权。桓帝因感激他们的功劳，对他们百般信任，不仅允许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还让他们推荐亲信担任各级官员。起初，五人还能收敛心性，辅佐桓帝整顿吏治，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内心的贪婪与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变成了比梁冀更贪婪的“掌权宦官”。
单超作为五侯之首，权势最大。他被任命为车骑将军，掌握全国的兵权任免。他的弟弟单安被任命为河东太守，侄子单匡为济阴太守，两人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将河东、济阴两地变成了“单氏的私产”。当地百姓稍有反抗，便会被冠以“谋反”的罪名，投入大牢。史书记载，单匡在济阴任上，仅一年便贪污绢帛达二千万匹，相当于当时全国半年的绢帛产量（《后汉书·宦者列传》）。
徐璜则是五人中最贪婪的一个。他被封为武原侯后，在洛阳城内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府邸，其规模堪比皇宫。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甚至强抢民女——下邳令徐宣（徐璜的侄子）因看中已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便派人将其抢入府中，最终导致李女自杀。李暠的家人告到朝堂，可徐璜在桓帝面前说了句“徐宣是一时糊涂”，此事便不了了之。
具瑗掌控兵权，更加肆无忌惮。他的弟弟具恭为沛相，在沛国（今安徽宿州）欺压百姓，抢夺良田，甚至杀害了反抗他的县尉。当地刺史弹劾具恭，具瑗却在桓帝面前哭诉“弟弟是被人陷害”，桓帝不仅没有治具恭的罪，反而将弹劾的刺史贬为庶民。从此，具氏家族在沛国更加横行，百姓敢怒不敢言。
左悺则在洛阳城外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庄园，里面假山流水，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每当有官员前来拜访，他便让手下人称呼自己“左君”，还模仿士大夫的礼仪，让官员向自己行跪拜之礼。若有官员不从，他便会在日后的任免中加以报复——南阳太守成瑨因不愿向左悺行贿，被左悺诬陷“贪污受贿”，最终被罢官流放。
唐衡虽年纪最轻，却在贪腐方面不甘落后。他的哥哥唐玹被任命为京兆尹，在京城附近大肆搜刮民财，甚至将皇家园林中的树木砍伐出售。有人向桓帝举报，唐衡便对桓帝说：“哥哥是为了修缮皇宫才砍伐树木，并非私用。”桓帝竟信以为真，还赏赐了唐玹一百匹绢。
五侯的专权，让东汉的朝政再次陷入混乱。他们不仅自己贪污受贿，还相互勾结，排斥异己——凡是不依附他们的官员，要么被罢官，要么被陷害入狱。当时的朝堂，几乎成了五侯的“一言堂”，桓帝虽然名义上是皇帝，却逐渐被五侯架空，再次沦为“傀儡”。
五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以李膺、陈蕃、杜密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开始公开反对五侯专权，他们纷纷上书桓帝，弹劾五侯及其党羽的罪行。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司隶校尉李膺上书弹劾单超的侄子单匡，列举了他在济阴太守任上的贪污、杀人等罪状，并要求将单匡下狱查办。单超得知后，在桓帝面前哭诉“李膺故意针对单氏”，桓帝竟下令将李膺贬为槐里令。可李膺并不屈服，上任后仍继续打击单氏的党羽，单超气得吐血，却因李膺声望太高，不敢轻易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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