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字公闾，平阳郡襄陵县（今山西襄汾）人，他的父亲贾逵，是曹魏中期的重臣，历任豫州刺史、建威将军，深得曹操、曹丕父子信任，在临终前还高呼“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诸葛亮”，是妥妥的“曹魏忠臣”。贾逵去世时，贾充年仅十一岁，凭借父亲的荫蔽，他早早踏入仕途，初任尚书郎，后迁黄门侍郎。
曹魏后期，皇权旁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相继掌控朝政，。贾充敏锐地察觉到，司马氏取代曹魏已是必然，于是早早投靠司马昭麾下，凭借出色的行政能力和“识时务”的政治嗅觉，迅速成为司马昭的心腹。
当时的司马昭，虽已权倾朝野，却仍面临两大阻力：一是曹魏宗室与老臣，二是外部军事势力。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在淮南起兵，以“讨伐司马师”为名反叛。此时司马师刚经历眼疾手术，身体虚弱，司马昭欲代兄出征，却又担心朝中局势不稳。贾充主动请缨，留守洛阳辅佐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稳住后方，为司马昭平定叛乱提供了保障。战后，司马昭对贾充愈发信任，将其提拔为廷尉，主管司法，贾充也借此机会，制定了一系列迎合司马氏利益的法令，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
真正让贾充成为司马昭“第一心腹”的，是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的“甘露之变”——也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贾充弑君”事件。当时的曹魏皇帝曹髦，虽年仅二十岁，却不甘做傀儡，眼见司马昭的篡权野心日益暴露，心中积愤难平。这年五月初六，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怒声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王经深知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苦劝曹髦隐忍，可曹髦心意已决，拔剑登辇，率领宫中宿卫、奴仆数百人，浩浩荡荡地冲出皇宫，直奔司马昭的相府。消息传到司马昭府中时，司马昭正在与谋士商议政事，众人皆惊慌失措，唯有贾充镇定自若，主动请命：“陛下年少，不懂事，此必是身边人蛊惑所致。臣请率军前往，将陛下劝回宫中。”
可贾充心中根本没有“劝回”的打算。他率领数千精锐士兵，在皇宫南门外的云龙门下拦住了曹髦的队伍。曹髦见贾充带兵阻拦，怒不可遏，手持宝剑亲自冲锋，口中大呼：“吾乃天子，谁敢拦我！”宫中宿卫虽弱，却也因皇帝亲征而士气高涨，司马氏的士兵见状，竟纷纷后退——毕竟，在封建时代，“弑君”是灭族之罪，没人敢第一个动手。
眼看曹髦的队伍即将冲过防线，贾充拉住太子舍人成济的手臂，厉声喝道：“公等养汝，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你们这些人受司马公恩养，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时刻！今日之事，无论发生什么，都有司马公担着，不必顾虑！
成济本就是一介武夫，被贾充这么一激，顿时热血上涌，手持长戈冲出队列，朝着曹髦便刺了过去。曹髦猝不及防，被长戈刺穿胸膛，当场倒在辇上，鲜血染红了龙袍。这位试图反抗司马氏的曹魏皇帝，就这样死在了贾充的指使下。
曹髦死后，司马昭虽表面上“大惊失色”，甚至哭着说“天下人会怎么看我”，但实际上，他心中对贾充的“果断”极为满意。为了平息舆论，司马昭将成济兄弟当作替罪羊，诛灭其三族，而对真正的主谋贾充，却只字未提，反而将其提拔为中护军，加散骑常侍，让他掌管京城禁军，权势更盛。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爵位。此时的曹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司马炎登基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贾充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联合太尉何曾、司徒王沈等人，多次上书劝进，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同年十二月，司马炎正式称帝，建立西晋，改元泰始。登基后，司马炎大封功臣，贾充因“定策佐命”之功，被封为车骑将军、鲁郡公，食邑万户，其母亲柳氏也被封为鲁国太夫人，贾氏家族一时风光无两。
成为开国元勋后，贾充并未停下钻营的脚步。他深知，要让家族长久兴盛，必须与皇室建立更深的联系——联姻，便是最好的选择。当时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天生痴呆，司马炎虽对这个儿子不满，却因皇后杨艳的坚持，始终未废黜太子。贾充看中了这个机会，想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司马衷，以此成为“太子岳父”，巩固家族地位。
在贾充的女儿中，适龄的有两个：长女贾南风，次女贾午。贾南风当时十五岁，比司马衷大两岁，且相貌丑陋，性格凶悍；贾午年仅十二岁，容貌秀丽，性格温顺。司马炎更倾向于选择贾午作为太子妃。但贾充的妻子郭槐，是个极有野心的女人，她认为贾南风年长，更懂得权谋，若能成为太子妃，未来必能掌控后宫，于是暗中贿赂皇后杨艳和司马炎的宠臣荀勖，让他们在司马炎面前极力夸赞贾南风“贤良淑德，堪为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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