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俊臣出身低微,他的父亲来操是赌徒,靠诈取他人钱财糊口,这样的家庭当然带不来正向的引导,自少年时起,来俊臣干些就偷鸡摸狗、敲诈勒索的事儿。成年后,他因盗窃被官府缉拿,几次入狱却仍不知悔改。
武则天称帝之初,朝堂动荡,李唐旧臣心怀不满,各地海有叛乱。为稳固统治,武则天颁布诏令,鼓励天下人“告密”,凡告密者,官府需供给车马饮食,即便农夫樵夫,也能直达洛阳面见皇帝,若所言属实,还能获官赏;即便不实,也不会被治罪。这道诏令,给来俊臣命运带来了转折。
天授年间,,来俊臣因另一桩盗窃案被关押在贝州(今河北清河)监狱。得知告密可免罪甚至得势,他立刻抓住机会,在狱中上书,诬告当时的刺史李续有“谋反”言行。这封诬告信很快传到洛阳。武则天当即下令彻查,李续百口莫辩,最终被押赴洛阳处死。来俊臣因“告密有功”,不仅被赦免了所有罪行,还被征召入京,授予了侍御史的官职。
武则天需要有人替她清除异己,尤其是那些对武周政权心怀不满的李唐宗室和旧臣。而来俊臣擅长“构陷”,恰好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上任不久,便向武则天进言,称“天下谋反者尚多,若不重刑震慑,恐生祸乱”,请求设立专门的审讯机构,武则天欣然应允,命他掌管“推事院”。
推事院设立后,来俊臣第一件事便是网罗党羽。他从市井无赖、狱中囚徒中挑选了百余人,这些人大多与他一样,品行低劣却擅长钻营。来俊臣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专门负责“罗织罪名”——即先确定要诬告的对象,再编造谋反、通敌等罪状,然后由不同地方的人同时告密,形成“众口一词”的假象,让被诬告者无从辩驳。为了让这套流程更“规范”,来俊臣还编撰了一本《罗织经》。此书虽已失传,但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书中详细记载了如何物色诬告对象、如何编造罪状、如何串联告密者、如何用刑逼供等内容,甚至还列出了数十种“审讯技巧”,堪称当时的“构陷指南”。武则天曾亲自翻阅《罗织经》,阅后竟对左右说:“如此心思,朕亦不及。”有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来俊臣的胆子愈发大了起来。
推事院的刑讯手段,异常残酷。来俊臣为了逼供,发明了数十种酷刑,每一种都以恐怖的名称命名:“突地吼”,是让囚徒戴上厚重的铁枷,然后被铁链拴在柱子上,来回拖拽,直到皮肉磨烂;“死猪愁”,是将囚徒的手脚捆绑后,扔进盛满泥水的地窖里;“定百脉”,则是用细麻绳将囚徒的四肢勒紧,直到血脉不通,四肢麻木肿胀;更有“求即死”,是将铁钉钉入囚徒的指甲缝中,剧痛之下,许多人宁愿立刻去死。除此之外,还有“驴驹拔橛”“凤凰晒翅”等酷刑,每一种都能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样的酷刑,几乎无人能承受。许多官员被押入推事院后,不等用刑,便会主动承认“谋反”罪名——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不承认,最终也会在酷刑下屈打成招,反倒要多受皮肉之苦。而来俊臣要的,正是这份“认罪书”。只要有了认罪书,他便能将案件上报武则天,从而获得封赏。
长寿元年(692年),来俊臣将目标对准了时任宰相的狄仁杰。当时狄仁杰因平定越王李贞叛乱有功,深得武则天信任,这让来俊臣心生嫉妒。于是,来俊臣授意手下诬告狄仁杰与任令晖、袁智弘等六位大臣“共谋反叛”,将他们一并逮捕入狱。
狄仁杰入狱后,深知来俊臣的手段,也明白此时硬抗只会遭来酷刑,便对狱卒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我乃李唐旧臣,谋反属实。”来俊臣见狄仁杰轻易认罪,心中得意,便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可他没想到,狄仁杰用藏在被褥中的笔,在一块布帛上写下自己的冤情,然后将布帛缝进棉衣里,借口天气转暖,让家人将棉衣带回家中。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发现布帛后,立刻入宫面见武则天,呈上冤状。
武则天得知后,亲自召来俊臣询问。来俊臣谎称:“狄仁杰认罪后,我并未对他用刑,怎么会有冤情?”为了自证清白,他还伪造了一份狄仁杰的“谢死表”,呈给武则天。武则天半信半疑,亲自前往推事院提审狄仁杰。见到狄仁杰后,武则天问道:“你既已认罪,为何又让人呈递冤状?”狄仁杰答道:“臣若不认罪,早已死于酷刑之下,何来机会向陛下辩白?”武则天又看了看那份“谢死表”,发现字迹与狄仁杰平日的笔迹不符,才知是来俊臣伪造。最终,狄仁杰等六位大臣被赦免。
来俊臣的权力在延载元年(694年)达到顶峰。这一年,他诬告宰相李昭德“谋反”。李昭德向来刚正不阿,曾多次在朝堂上弹劾来俊臣,两人积怨已久。来俊臣编造“李昭德欲扶持李唐宗室复位,谋害陛下”的罪状。武则天本就对李昭德的直言敢谏有所不满,再加上来俊臣的添油加醋,竟下令将李昭德处死。李昭德临刑前,长安百姓纷纷涌上街头,为他送行,许多人痛哭流涕,骂来俊臣是“国之妖孽”。可来俊臣对此毫不在意,反而因扳倒李昭德,被武则天晋升为左台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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