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条正宗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目光。
她在看他。
她手里的红酒杯还在转，酒液在杯壁上画着一圈一圈的弧线。
她没有移开目光，他也没有。
两个人隔着十几米的走廊对视了大约三秒钟。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很轻，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就一下。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某种比这两样都更淡的东西。
是“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懒得解释”的笑。
他把鞋放进鞋柜，站起来，没有说一句话。
他穿着那双破了洞的深蓝色袜子踩在走廊的橡木地板上，脚步很稳——即使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他走路的方式还是没有变。
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脚跟，脚掌，脚趾，把自己钉进地板里。
他经过起居室门口的时候没有往里看。
他直接走向浴室。
浴室的门在走廊尽头，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门没有关严，从门缝里漏出一线白色的光，然后是水龙头打开的声音。
水声很大，盖过了电视里的巴赫。
九条玲子把红酒杯放在沙发扶手上。
杯底和皮革接触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闷响。
“儿子出事了。”
浴室里的水声没有停。
过了大约五秒钟，水声停了。
然后是毛巾被从架子上扯下来的声音，然后是门被推开的声音。
九条正宗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毛巾，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水珠。
水珠顺着他的法令纹往下流，流到下巴尖上悬着，被客厅的灯光照着，像一滴凝固的蜡。
“说。”他吐出一个字。
“和也在学校被人打了。”九条玲子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公文。“右手粉碎性骨折，左脚踝脱臼，下巴骨裂。生殖器官重度挫伤。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医生说可能会影响生育功能。”
九条正宗用毛巾擦了一下脸。
他擦脸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从额头开始，然后是眼睛，然后是鼻子，然后是下巴。
他把毛巾叠好放在走廊的矮柜上，然后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他没有问“谁干的”，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和也现在怎么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现在是议员换届的关键时期。事情处理得干净一些。”
他的语气很平稳，像是在交代秘书处理一份例行公文。
九条玲子看着她的丈夫。
他站在走廊里，穿着皱巴巴的衬衫，领带歪在一边，袜子破了一个洞，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水珠，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他站在这栋三百坪的宅邸里，站在桧木走廊和波斯地毯的交界处，站在她花了二十三年经营的所有东西中间，用那种公文口吻对她说话。
她忽然笑了一下。
不是觉得好笑，是某种比笑更冷的东西。
“我就是替你处理脏活的保姆，对吧。”
九条正宗把毛巾从矮柜上拿起来重新叠了一遍。
他叠毛巾的方式很特别——先对折，再对折，然后把四个角都对齐。
他在财务省干了十年，处理过无数份预算报表，每一份报表的数字都要对到小数点后两位。
他叠毛巾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标准。
“别这么说。”
他把叠好的毛巾放在矮柜上，抬起头看着她，“这么多年，我也给你们花山院家带来了不少利益。大家各取所需。”
九条玲子深吸了一口气。
她吸这口气的时候胸腔扩张，锁骨下面的皮肤绷紧了，然后缓缓吐出来——那口气从她的嘴唇之间慢慢地泄出去，带走了她肩膀上的最后一点力气。
她没有再说话。
九条正宗转身走进浴室，把门关上了。
这次门关得很严。
几秒钟后水声重新响起，比刚才更大，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冲进下水道里。
九条玲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她走到酒柜前，拿起那瓶已经开过的勃艮第，往杯子里倒了小半杯。
酒瓶在手中沉甸甸的，玻璃的凉意透过掌心传到手腕，又从手腕往上走，经过小臂，在肘弯处停下来。
她端着酒走回沙发，没有立刻喝，把杯子举起来对着壁灯看。
灯光透过红宝石色的酒液，在墙上投下一片暖红色的光斑。
她盯着那片光斑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把杯子送到嘴边抿了一口。
这瓶勃艮第是她上个月从银座一家专卖店亲自选的。
店员是个年轻的法国人，说这瓶酒来自勃艮第最老的葡萄园之一，葡萄藤的根扎在地下十几米深的地方。
当时她想，十几米深的根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地面上发生了什么，那些根都够不着。
干旱也好，霜冻也好，虫子把叶子啃光也好，只要根还在那个深度，来年春天还是能抽出新芽。
二十年前，她第一次见到九条正宗，是在京都的一家料亭。
不是那种随便就能订到的料亭——要提前三个月预约，从玄关到个室要走一条铺满白砂的小径，砂子上洒了水防尘，踩上去会有轻微的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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