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什么秘诀，就是陪。”她开口，“陪读不是监督，是一起学。孩子学什么，你先学会；孩子不会的，你先搞懂。”
她分享自己的经历：从分数都讲不清楚，到能解竞赛题；从英语四级水平，到能辅导新概念三；从物理早忘光，到现在能和女儿讨论引力波。
“这三年，我重新上了一次小学和初中。”林月说，“有时候恍惚，觉得不是孩子在考试，是我在考试。我甚至做梦都梦见在做题。”
台下有家长抹眼泪。大家都懂。
提问环节，一个爸爸站起来：“林老师，您这么拼，值吗？孩子将来未必记得您付出多少。”
林月沉默了几秒：“我不是为了让她记得。我是怕将来她遇到困难时，我会后悔当初没尽力。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遗憾没考上好大学，没实现梦想。现在有机会帮孩子少走弯路，就想拼命抓住。”
“可孩子快乐吗？”另一个妈妈问，“我女儿昨天说，她最大的愿望是睡到自然醒。”
这个问题刺痛了所有人。报告厅安静下来。
林月缓缓说：“我女儿也说过。她说，妈妈，我像你养在阳台上的花，你每天浇水施肥，但把我搬到了没有阳光的地方。”她顿了顿，“我后来把花搬回了有阳光的地方，可孩子……我不敢搬。因为花期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分享会结束后，很多家长围着她要签名——不是作家签名，是“优秀家长”的签名。林月哭笑不得，但还是一一签了。
回家的路上，周明说：“你今天像个明星。”
“像个小丑。”林月看着窗外，“说着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话，鼓励别人继续走这条可能错的路。”
“那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我爱她。”林月转头看丈夫，“只是有时候，爱和伤害的界限太模糊了。”
五、晓晓的“罢工”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一，晓晓拒绝起床。
“我头疼，肚子也疼。”她把头蒙在被子里。
林月摸摸她的额头，不烫。“是不是不想上学？”
被子里的身体僵了一下。林月明白了。
“晓晓，我们谈谈。”
被窝里传来闷闷的声音：“没什么好谈的。反正我说什么，最后还是要上学、补习、做作业。”
林月心里一疼。她掀开被子，看见女儿满脸泪水。
“妈妈，我累。”十岁的孩子说出这三个字，像用尽了所有力气，“我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周末全在补习班。我上次去公园，还是三年级的时候。”
林月想说什么，晓晓打断她：“我知道你要说，现在辛苦是为了以后。可以后是什么时候？初中？高中？大学？工作？是不是要等到像你和爸爸这么老了，才能不学习？”
这话太尖锐，林月竟无言以对。
那天，晓晓真的没去上学。林月请了假，在家陪她。没有作业，没有补习，她们看了一上午动画片，中午一起做饭——晓晓负责打鸡蛋，打了三个，有两个掉地上。
下午，母女俩去了久违的公园。冬天，树木凋零，湖面结着薄冰。晓晓在湖边蹲了很久，看冰下的鱼。
“妈妈，鱼不用考试吧？”
“不用。”
“它们快乐吗？”
“不知道。但它们是自由的。”
晓晓站起来，认真地看着妈妈：“我可不可以做一条鱼？不做总考第一的周晓晓，就做一条普通的鱼。”
林月的防线彻底崩溃。她把女儿搂进怀里：“可以。今天开始，你就是一条鱼。妈妈也是。”
她们在公园待到天黑，喂了鸭子，坐了摩天轮，吃了。晓晓笑得比三年加起来还多。
晚上，林月召开家庭会议。她宣布：停掉所有补习班，只保留学校的课；周末至少留一天完全自由；晚上十点前必须睡觉。
周明举手支持。晓晓瞪大眼睛：“真的？”
“真的。”林月说，“妈妈想通了，你是我的女儿，不是我的第二人生。你有权利过自己的人生，哪怕是条普通的小鱼。”
六、不一样的“鸡娃”
决定容易，执行难。
停掉补习班的第二周，林月就焦虑得失眠。她反复刷家长群，看别人分享孩子又上了什么新课，做了什么难题。她像戒烟的人闻见烟味，心痒难耐。
更让她焦虑的是晓晓的“堕落”——这个词一冒出来，她就骂自己。可看着女儿每天看漫画、玩拼图、和同学煲电话粥，她就是忍不住想：完了，要被落下了。
这种焦虑在期末模拟考时达到顶峰。晓晓的数学从班级前三掉到第十，语文作文被批“缺乏深度”。
家长群里有人委婉地问：“晓晓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好？”
林月没回。她关掉手机，深呼吸，告诉自己：这是必经的阵痛。
转变发生在寒假。没有补习班的假期，晓晓突然多了大把时间。她开始做奇怪的事：观察蚂蚁搬家一整天，记录它们的路线；把旧闹钟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还开始写小说——关于一条想变成人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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