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慢慢升高，老槐树下的人越聚越多。有个刚买菜回来的大妈，把手里的萝卜往石桌上一放：“我儿子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子，说那时候连鸡蛋都吃不上，是‘人间地狱’。我把他小时候的相册翻出来，指着1968年的照片——他爸抱着他，手里举着个煮鸡蛋，笑得合不拢嘴。我说‘这鸡蛋是你爷爷凌晨去河里摸鱼，换回来的，你敢说没有？’”
赵大爷的手机响了，是在外地当老师的孙子打来的。他接起电话，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你在课堂上别听那些歪理！告诉你的学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全国人是咋敲锣打鼓的！告诉他们，那时候的人虽然穷，但腰杆直，心里装着国家，不像现在有些人，兜里有俩钱就忘了祖宗……”
挂了电话，他的手还在抖，眼里却亮得很：“孙子说，他们学校有个老师，总在课上说‘还是美国好’，说‘六十年代的中国是封闭落后的’。我让他把当年的报纸带去学校，让那老师看看，1965年咱就有了自己的万吨水压机，1966年就修通了成昆铁路！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人用手刨出来的，用汗泡出来的！”
王奶奶把织好的毛衣举起来看了看，针脚密得像鱼鳞：“我这毛衣是给灾区孩子织的。当年咱遭灾时，全国人给咱捐粮捐衣；现在别处遭灾，咱也得帮衬。那些说‘吃人年代’的，他们不会帮别人，只会嚼舌根，盼着别人过不好。这种人，就该让他们去尝尝当年的苦，看看自己能不能像咱那样，苦日子里还想着别人。”
张大爷看了看表，拄着拐杖往家走：“该回去给老婆子熬药了。她总说，人老了，记性差，但不能把良心也忘了。六十年代有苦，可那苦里长着志气，长着团结，长着咱中国人不服输的劲头。谁想抹黑那段日子，就是想挖咱的根，这咱不能答应。”
李大爷和赵大爷也跟着站起来，几个老人的身影在阳光下被拉得很长，像几棵倔强的老槐树，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里。他们没再多说，只是往家走时，脚步比来时更稳了些——他们知道，该给孩子们讲讲真事儿了，讲讲那时候的人是咋互相帮衬着走过难关的，讲讲那时候的苦里藏着多少甜，讲讲那些想抹黑历史的人，到底安的啥心。
老槐树叶还在落，却挡不住阳光往地上钻。就像那些想搅浑水的话，终究遮不住当年的真相——那是个勒紧裤腰带也要往前冲的年代，是个邻里相帮、家国同体的年代，是个把苦日子过出奔头的年代。谁想把它说成“吃人年代”，谁就是在跟这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普通人作对，跟那段用血汗写就的历史作对，这样的人，终究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后人指着脊梁骨骂。老槐树下的人渐渐散了，李大爷却没走，他蹲在树根旁，用烟袋锅在地上划着圈，像是在算着什么账。阳光爬到他的脊梁上，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晒得暖烘烘的，补丁边缘的线头在风里轻轻晃。
“当年修水库，咱村去了七个壮劳力，回来时个个瘦得脱了形，可带回的图纸上，红铅笔标着‘可灌溉千亩’。”他忽然开口，声音像磨过的砂纸，“现在水库还在，每年夏天涨水，下游的村子都得靠它分流。可前两天听广播里说，有个专家说‘那时候的工程是瞎指挥，劳民伤财’，我当时就把收音机砸了——他知道个屁！那时候没机械，全靠人拉肩扛，夯土时喊的号子，能把山震得回声，那是瞎指挥吗？那是拼命！”
赵大爷拄着拐杖回来，手里多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几本泛黄的日记本。“这是我那牺牲的战友留下的，”他手指抚过封面的弹孔，声音发哑，“1962年，他在日记里写：‘今天又挖了五米渠，手磨破了，用布缠上接着干。晚上跟老乡分了半块干粮，他说娃子快饿死了，我把剩下的都给了他。咱当兵的，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吃上饱饭吗？’”
他翻开一页，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你看这句：‘队长说，等渠修通了，要种水稻，让娃娃们都能吃上白米饭。’现在渠还在，水稻也种上了，可有人却说这是‘无效劳动’，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卖豆浆的刘婶又推着车回来了，车斗里多了几个刚出锅的馒头。“给，趁热吃。”她把馒头塞给俩老人，“刚听我家那口子说，他厂里有个大学生，在网上写文章，说六十年代是‘黑暗时期’，还说他爷爷当年是‘被迫劳动’。我呸！他爷爷当年是生产队的模范，年年得奖状，现在躺在病床上，听见这话，气得直哆嗦，说要爬起来扇那小子两巴掌！”
李大爷咬了口馒头，面渣掉在胡子上：“这些年轻人，没吃过苦，听风就是雨。他们不知道，当年咱村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全村人凑钱盖教室，砖瓦是自己烧的，木料是上山砍的，老师是城里来的知青，一分钱工资不要，就为了让娃们认字。现在那教室还在，改成了村史馆，可有人却说‘那是形式主义’，这不是丧良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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