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总结会后的第三天，藤田浩二独自坐在办公室，面前摊开着周明远整理的数据报告。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鸣，照在密密麻麻的表格和图表上，那些数字在藤田眼中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变成了一串串跳动的符号。
八十七个文化团体，登记完成率百分之七十二，查获违禁材料三百四十余件，逮捕二十一人，冲突事件十九起，后续抗议活动五起，教授联名信三封……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情绪。但影佐只看汇总数据，只看趋势线，只看“整体控制效果在提升”这个结论。
藤田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的不是数据，是观察：
钱穆之老先生在配合登记后，连续三天闭门不出，据邻居说，夜间常听到琴声，弹的是《广陵散》——那首关于刺客复仇的古曲。
中央大学的郑浩然在拘留所绝食抗议，他的同学开始传抄他的“狱中诗”，其中一句是“宁做断头士，不为屈膝奴”。
被取缔的“墨韵画会”成员林墨离开金陵前，在火车站对送行的朋友说：“画笔可以暂时放下，但眼睛不会闭上。”
这些细节，影佐不关心。在他的认知体系里，这些都是“噪音”，是需要被过滤掉的“无关变量”。他只关心那些可以量化、可以管理、可以控制的“核心指标”。
但藤田知道，恰恰是这些“噪音”，决定了文化战争的最终胜负。
敲门声响起，周明远端着茶盘进来。
“藤田先生，您要的茶。”周明远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另外，影佐大佐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藤田抬起头：“现在？”
“是的，他说有重要事情讨论。”
藤田合上笔记本，整理了一下领口。他知道这次谈话不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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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佐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比其他房间大三分之一。墙上挂着“金陵文化振兴计划”进度图，用红蓝绿三色标记着不同阶段的完成情况。桌上摆着一台德国产的计算器，旁边是堆积如山的报告。
影佐正在打电话，看到藤田进来，示意他坐下。
“……是的，登记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我知道有困难，但这是命令……好，下周我要看到具体方案。”
挂断电话，影佐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藤田君，关于检查行动的数据分析，我看过了。”影佐开门见山，“你的结论是：柔性劝导效果优于强制压制。”
藤田坐直身体：“从数据对比来看，确实如此。劝导组的登记完成率、后续合作意愿、社会反响，都明显好于强制组。”
“但你知道强制组查获了多少违禁材料吗？”影佐从文件夹里抽出一页纸，“一百八十七件，是劝导组的四倍。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些愿意配合的团体，本来就没什么问题。而那些有问题的团体，只有用强制手段才能挖出来。”
这个角度藤田没有深入想过。他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大佐，问题在于，我们查获的所谓‘违禁材料’，大部分都是边缘内容。真正核心的危险思想，不会写在纸上，而是藏在心里。强制搜查只能得到纸面上的东西，却让心里的东西藏得更深。”
影佐笑了，那是带着讽刺的笑容：“藤田君，你太天真了。心里的想法，只要不表达出来，就构不成威胁。我们要控制的就是表达——出版物、集会、言论。只要把这些控制住，思想再危险，也传播不出去。”
这是两人根本分歧的体现：影佐认为控制表达就能控制思想；藤田认为思想控制不住，只能引导。
“大佐，中国有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藤田试图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堵塞言论就像堵塞河流，短期看水位下降了，但压力在积累，一旦决堤，破坏力更大。疏导言论，让它在可控的渠道里流动，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影佐沉默了片刻，走到窗前，背对着藤田。
“藤田君，我知道你是东京帝大心理学的高材生，你的导师松本教授我也很尊敬。”他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但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打仗不是做学问，不是搞研究。打仗要的是结果，是胜利，是用最小的代价达成最大的目标。”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我的目标是全面控制金陵的文化生态，消除一切反日思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文化样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要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你的柔性方法可以作为补充，但不能替代强制手段。你明白吗？”
藤田感到一阵无力。他明白，在影佐的认知框架里，自己的理念永远只能是“补充”，不可能是“主流”。
“我明白了。”他低下头。
“不过，你的数据确实有参考价值。”影佐话锋一转，“从下周开始，我们可以尝试‘分类管理’。对那些传统文人、艺术家、学者，可以用柔性方法。对那些学生团体、激进分子、可疑组织，必须用强制手段。具体分类标准，你来制定一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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