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总结会后的第三天,藤田浩二独自坐在办公室,面前摊开着周明远整理的数据报告。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鸣,照在密密麻麻的表格和图表上,那些数字在藤田眼中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变成了一串串跳动的符号。
八十七个文化团体,登记完成率百分之七十二,查获违禁材料三百四十余件,逮捕二十一人,冲突事件十九起,后续抗议活动五起,教授联名信三封……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情绪。但影佐只看汇总数据,只看趋势线,只看“整体控制效果在提升”这个结论。
藤田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的不是数据,是观察:
钱穆之老先生在配合登记后,连续三天闭门不出,据邻居说,夜间常听到琴声,弹的是《广陵散》——那首关于刺客复仇的古曲。
中央大学的郑浩然在拘留所绝食抗议,他的同学开始传抄他的“狱中诗”,其中一句是“宁做断头士,不为屈膝奴”。
被取缔的“墨韵画会”成员林墨离开金陵前,在火车站对送行的朋友说:“画笔可以暂时放下,但眼睛不会闭上。”
这些细节,影佐不关心。在他的认知体系里,这些都是“噪音”,是需要被过滤掉的“无关变量”。他只关心那些可以量化、可以管理、可以控制的“核心指标”。
但藤田知道,恰恰是这些“噪音”,决定了文化战争的最终胜负。
敲门声响起,周明远端着茶盘进来。
“藤田先生,您要的茶。”周明远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另外,影佐大佐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藤田抬起头:“现在?”
“是的,他说有重要事情讨论。”
藤田合上笔记本,整理了一下领口。他知道这次谈话不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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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佐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比其他房间大三分之一。墙上挂着“金陵文化振兴计划”进度图,用红蓝绿三色标记着不同阶段的完成情况。桌上摆着一台德国产的计算器,旁边是堆积如山的报告。
影佐正在打电话,看到藤田进来,示意他坐下。
“……是的,登记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我知道有困难,但这是命令……好,下周我要看到具体方案。”
挂断电话,影佐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藤田君,关于检查行动的数据分析,我看过了。”影佐开门见山,“你的结论是:柔性劝导效果优于强制压制。”
藤田坐直身体:“从数据对比来看,确实如此。劝导组的登记完成率、后续合作意愿、社会反响,都明显好于强制组。”
“但你知道强制组查获了多少违禁材料吗?”影佐从文件夹里抽出一页纸,“一百八十七件,是劝导组的四倍。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些愿意配合的团体,本来就没什么问题。而那些有问题的团体,只有用强制手段才能挖出来。”
这个角度藤田没有深入想过。他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大佐,问题在于,我们查获的所谓‘违禁材料’,大部分都是边缘内容。真正核心的危险思想,不会写在纸上,而是藏在心里。强制搜查只能得到纸面上的东西,却让心里的东西藏得更深。”
影佐笑了,那是带着讽刺的笑容:“藤田君,你太天真了。心里的想法,只要不表达出来,就构不成威胁。我们要控制的就是表达——出版物、集会、言论。只要把这些控制住,思想再危险,也传播不出去。”
这是两人根本分歧的体现:影佐认为控制表达就能控制思想;藤田认为思想控制不住,只能引导。
“大佐,中国有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藤田试图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堵塞言论就像堵塞河流,短期看水位下降了,但压力在积累,一旦决堤,破坏力更大。疏导言论,让它在可控的渠道里流动,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影佐沉默了片刻,走到窗前,背对着藤田。
“藤田君,我知道你是东京帝大心理学的高材生,你的导师松本教授我也很尊敬。”他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但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打仗不是做学问,不是搞研究。打仗要的是结果,是胜利,是用最小的代价达成最大的目标。”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我的目标是全面控制金陵的文化生态,消除一切反日思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文化样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要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你的柔性方法可以作为补充,但不能替代强制手段。你明白吗?”
藤田感到一阵无力。他明白,在影佐的认知框架里,自己的理念永远只能是“补充”,不可能是“主流”。
“我明白了。”他低下头。
“不过,你的数据确实有参考价值。”影佐话锋一转,“从下周开始,我们可以尝试‘分类管理’。对那些传统文人、艺术家、学者,可以用柔性方法。对那些学生团体、激进分子、可疑组织,必须用强制手段。具体分类标准,你来制定一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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