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突然被敲响,还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丹巴律师,公证处的人到了。”
“请进。”
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提着设备箱走进来,开始架设相机和录像机。钢巴图死死盯着他们从其木格手中接过账本和护身符,一页一页拍照,每一个细节都录下来。当公证员用镊子夹起那片写着“他们要我还三倍的债”的羊皮纸时,钢巴图的脸色彻底白了。
他知道,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法庭证据,他就完了。
当天下午,乌兰巴托《真理报》编辑部。
总编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三个编辑围坐在一张老旧的大办公桌前,桌上摊着厚厚一沓照片、数据和手写稿。这些都是巴特尔和其木格一周前送来的,关于草原退化与合作社治理的素材。
“这些数据可靠吗?”一个戴眼镜的老编辑翻看着草场植被覆盖率对比图,“从35%提升到52%,只用了一年?”
“我核实过,”负责此事的年轻记者说,“我亲自去了合作社的试验田,用GPS测量了样方,还采访了乌兰巴托大学的草原生态专家。数据是真实的,他们的围栏轮牧、补播种草确实有效。”
另一个编辑拿起一组照片:左边是钢巴图草场上裸露的沙地、稀疏的枯草、瘦骨嶙峋的羊群;右边是合作社试验田里茂密的牧草、清澈的小水塘、膘肥体壮的牲畜。对比强烈到触目惊心。
“这个钢巴图,”老编辑指着左边照片,“就是被告的那个?”
“对。他不仅放高利贷逼死人命,还坚持传统游牧,一片草场往死里啃,啃光了就换地方。十年下来,他名下的五万亩草场,三万亩已经中度以上退化。”
办公室里沉默了片刻。
“稿子怎么写?”年轻记者问。
老编辑掐灭烟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发黄的报纸——那是三年前《真理报》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草原的呼唤:我们留给子孙什么?》
“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老编辑说,“不光是法律案件,更是草原的命运。一个是用掠夺和暴力维持的旧秩序,一个是用科学和合作开创的新道路。我们要让读者看到,宝音的死不是孤立的悲剧,而是整个草原生态和牧民生存困境的缩影。”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乌兰巴托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能看见草原的轮廓。
“标题我想好了,”他说,“就叫《草原之殇:高利贷、沙化与新生》。”
三天后,报纸上市。
其木格永远记得那一天。清晨六点,合作社的卡车从乌兰巴托运回五百份《真理报》,分发给每一个识字的牧民。不识字的,就由夜校学员念给他们听。
她站在合作社院子中央,看着那些牧民们——有老人,有妇女,有年轻人——或坐或站,或独自默读,或围成一圈听人朗读。当读到宝音的故事时,有人开始抹眼泪;当读到钢巴图名下草场退化的数据时,有人愤怒地咒骂;当读到合作社试验田的成功时,又有人眼睛发亮。
一个老牧民走到其木格面前,手里捏着报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姑娘,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其木格说,“每一句都是真的。”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朝等在不远处的儿子喊:“去,把咱们家那二十只羊赶到合作社的草场去。从今天起,咱们跟钢巴图一刀两断。”
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接下来的三天里,先后有十七户牧民宣布退出钢巴图的借贷关系,把牲畜迁入合作社保护区;有九户申请加入合作社;甚至连钢巴图手下两个打手的家人,也偷偷跑来询问“能不能让孩子上夜校”。
钢巴图那边反应也很快——或者说,狗急跳墙。
第四天夜里,合作社饲料仓库方向冒出火光。
巴特尔是第一个发现的,他冲出板房,看见仓库的木门已经被踹开,里面堆放的干草和豆粕正在燃烧,浓烟滚滚。两个黑影正翻墙逃走,手里还提着空油桶。
“站住!”巴特尔一边喊一边追。
但那两人跑得飞快,眼看就要翻过围墙。就在这时,围墙另一侧突然亮起手电筒光,四五个人影从暗处冲出,一把将那两个纵火犯按倒在地。
其木格带着夜校的年轻人赶过来时,看见巴雅尔——钢巴图那个打手头目——正用膝盖压着一个纵火犯的背,反剪着他的双手。另一个纵火犯已经被捆了起来,嘴里塞着破布。
“巴雅尔?”巴特尔愣住了。
巴雅尔抬起头,脸上有淤青,嘴角还流着血,但眼神很平静:“我儿子在二中读书,成绩很好。我老婆的药,合作社上周派人送到了家里。”
他顿了顿,又说:“钢巴图让我来放火,说事成之后给我五万图格里克。但我把消息告诉了丹巴律师,他让我将计就计。”
其木格走到那两个纵火犯面前,用手电筒照他们的脸——都是熟面孔,钢巴图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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