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突然被敲响，还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丹巴律师，公证处的人到了。”
“请进。”
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提着设备箱走进来，开始架设相机和录像机。钢巴图死死盯着他们从其木格手中接过账本和护身符，一页一页拍照，每一个细节都录下来。当公证员用镊子夹起那片写着“他们要我还三倍的债”的羊皮纸时，钢巴图的脸色彻底白了。
他知道，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法庭证据，他就完了。
当天下午，乌兰巴托《真理报》编辑部。
总编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三个编辑围坐在一张老旧的大办公桌前，桌上摊着厚厚一沓照片、数据和手写稿。这些都是巴特尔和其木格一周前送来的，关于草原退化与合作社治理的素材。
“这些数据可靠吗？”一个戴眼镜的老编辑翻看着草场植被覆盖率对比图，“从35%提升到52%，只用了一年？”
“我核实过，”负责此事的年轻记者说，“我亲自去了合作社的试验田，用GPS测量了样方，还采访了乌兰巴托大学的草原生态专家。数据是真实的，他们的围栏轮牧、补播种草确实有效。”
另一个编辑拿起一组照片：左边是钢巴图草场上裸露的沙地、稀疏的枯草、瘦骨嶙峋的羊群；右边是合作社试验田里茂密的牧草、清澈的小水塘、膘肥体壮的牲畜。对比强烈到触目惊心。
“这个钢巴图，”老编辑指着左边照片，“就是被告的那个？”
“对。他不仅放高利贷逼死人命，还坚持传统游牧，一片草场往死里啃，啃光了就换地方。十年下来，他名下的五万亩草场，三万亩已经中度以上退化。”
办公室里沉默了片刻。
“稿子怎么写？”年轻记者问。
老编辑掐灭烟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发黄的报纸——那是三年前《真理报》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草原的呼唤：我们留给子孙什么？》
“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老编辑说，“不光是法律案件，更是草原的命运。一个是用掠夺和暴力维持的旧秩序，一个是用科学和合作开创的新道路。我们要让读者看到，宝音的死不是孤立的悲剧，而是整个草原生态和牧民生存困境的缩影。”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乌兰巴托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能看见草原的轮廓。
“标题我想好了，”他说，“就叫《草原之殇：高利贷、沙化与新生》。”
三天后，报纸上市。
其木格永远记得那一天。清晨六点，合作社的卡车从乌兰巴托运回五百份《真理报》，分发给每一个识字的牧民。不识字的，就由夜校学员念给他们听。
她站在合作社院子中央，看着那些牧民们——有老人，有妇女，有年轻人——或坐或站，或独自默读，或围成一圈听人朗读。当读到宝音的故事时，有人开始抹眼泪；当读到钢巴图名下草场退化的数据时，有人愤怒地咒骂；当读到合作社试验田的成功时，又有人眼睛发亮。
一个老牧民走到其木格面前，手里捏着报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姑娘，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其木格说，“每一句都是真的。”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朝等在不远处的儿子喊：“去，把咱们家那二十只羊赶到合作社的草场去。从今天起，咱们跟钢巴图一刀两断。”
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接下来的三天里，先后有十七户牧民宣布退出钢巴图的借贷关系，把牲畜迁入合作社保护区；有九户申请加入合作社；甚至连钢巴图手下两个打手的家人，也偷偷跑来询问“能不能让孩子上夜校”。
钢巴图那边反应也很快——或者说，狗急跳墙。
第四天夜里，合作社饲料仓库方向冒出火光。
巴特尔是第一个发现的，他冲出板房，看见仓库的木门已经被踹开，里面堆放的干草和豆粕正在燃烧，浓烟滚滚。两个黑影正翻墙逃走，手里还提着空油桶。
“站住！”巴特尔一边喊一边追。
但那两人跑得飞快，眼看就要翻过围墙。就在这时，围墙另一侧突然亮起手电筒光，四五个人影从暗处冲出，一把将那两个纵火犯按倒在地。
其木格带着夜校的年轻人赶过来时，看见巴雅尔——钢巴图那个打手头目——正用膝盖压着一个纵火犯的背，反剪着他的双手。另一个纵火犯已经被捆了起来，嘴里塞着破布。
“巴雅尔？”巴特尔愣住了。
巴雅尔抬起头，脸上有淤青，嘴角还流着血，但眼神很平静：“我儿子在二中读书，成绩很好。我老婆的药，合作社上周派人送到了家里。”
他顿了顿，又说：“钢巴图让我来放火，说事成之后给我五万图格里克。但我把消息告诉了丹巴律师，他让我将计就计。”
其木格走到那两个纵火犯面前，用手电筒照他们的脸——都是熟面孔，钢巴图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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