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同日深夜
玛丽·温斯洛的密电到了。
译出来的电文让苏婉清眉头紧锁。她拿着电文纸走进书房，贾玉振还在灯下写作——不是小说，而是一封给玛丽的回信。
“OSS的卡特先生又施压了。”苏婉清将电文放在桌上，“他说，《阿甘传》前几章在美国反响很好，但白宫方面希望看到‘更全面的美国叙事’——不仅要写普通人的奋斗，还要写美国如何在战后领导世界重建。他暗示，如果您能写出让华盛顿满意的内容，他们可以启动‘国际作家保护计划’，提供赴美庇护。”
贾玉振放下笔，揉了揉眉心。
“保护计划……”他重复这个词，笑了，“婉清，你觉得，我若去了美国，是会更自由，还是会被更精致的笼子关起来？”
苏婉清没回答。她看着丈夫疲惫的侧脸，想起这些日子院外越来越多的眼睛，沈处长越来越频繁的“拜访”，还有那份盖着红印的审查文件。
“至少……那里没有战火。”她轻声说。
“战火有形，枷锁无形。”贾玉振摇头，“卡特要的‘全面美国叙事’，本质是要我成为美国的宣传员。这和沈处长要的‘正面引导’，有什么区别？都是要我的笔，为他们的旗帜服务。”
他提起笔，在回信草稿上继续写：
“致卡特先生：”
“我将继续撰写《阿甘传》。故事会展现美国战后的繁荣图景，也会呈现繁荣之下的细微褶皱——福利制度的双面性、消费主义对人的塑造、种族问题的隐性延续。
这不是批评，而是观察。若您要的是一曲毫无杂音的赞歌，那么抱歉，我的耳朵听见的从来不是单一频率。”
“至于保护计划，心领了。我的战场在这里。这里的迷雾需要笔来刺穿，这里的人需要故事来唤醒。若我离开，便是逃兵。”
写到这里，他停顿，然后补上一行：
“另：请转告总统先生，真正的思考如河流，需要自己的河床。若河床被预设为赞美或批判的渠道，河流将失去方向。”
他签名，将信纸递给苏婉清：“加密，让冯四爷的人明天送出去。”
苏婉清接过，犹豫了一下：“玉振，你这样两边都拒绝，会不会……”
“太危险？”贾玉振替她说完，走到窗边。夜色浓重，但远处码头还有零星灯火——那是夜校的教室，工人们在下工后挤在那里，跟着义工认字、学算数。灯光微弱，但在黑暗里，那就是光。
“婉清，你看那些灯。”他轻声说，“每一盏下面，都有人在努力看清这个世界。我若妥协了，他们的灯就暗了一分。”
他转身，目光沉静：“沈处长要赞歌，我就写赞歌。卡特要美国叙事，我就写美国叙事。但赞歌里，我会藏进跑调的节拍；叙事里，我会埋下断裂的线索。能听出来的人，自然会听出来。”
苏婉清看着丈夫。这个男人身形单薄，长衫洗得发白，但脊梁挺得笔直。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北平的茶馆，他第一次说《明日食单》。那时他饥寒交迫，但那光没灭。现在他名满天下，但那光，依然没灭。
“我去译电。”她说，语气坚定起来。
苏婉清离开后，贾玉振重新坐回桌前。他翻开《阿甘传》新一章的稿纸，提笔写下标题：
“福利办公室的长队”
然后开始写：
阿拉巴马，福利办公室
阿甘母亲牵着阿甘的手，排在长长的队伍里。队伍从办公室门口一直蜿蜒到街角，几乎所有人都是女人和孩子，脸色灰黄，眼神疲惫。空气里弥漫着旧衣服的霉味、廉价肥皂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屈辱的味道。
窗口里，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嘴唇抿成一条细线。她机械地重复着问题：
“姓名？”
“住址？”
“家庭收入？”
“丈夫去向？”
“有无人接济？”
每一个问题都像小刀，轻轻刮掉一层尊严。
轮到阿甘母亲时，她声音很低：“丈夫……离家了。没有接济。我在洗衣店打工，一周四美元。”
工作人员抬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阿甘的腿撑，眼神里有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怜悯——但很快被程式化的冷漠取代。
“残疾证明。”
母亲赶紧从布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医生证明。
工作人员核对，盖章，然后递出一张浅绿色的食品券。
“每月额度：豆类罐头十二个，奶粉两磅，面粉五磅。下月同时间再来。”
“谢谢，谢谢。”母亲连声道谢，像得到恩赐。
阿甘抬头看着母亲。
他不明白，为什么领救济要这么卑微。
这些食物难道不是国家应该给的吗？
就像老师说的，“美国不让任何人饿肚子”。
队伍后面传来低声争吵。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因为无法证明“父亲完全失联”而被拒绝发放食品券。
她声音哽咽：“孩子饿得直哭，求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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