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文章《看世界的两只眼睛：从修仙隐喻说起》，在《七月》杂志新一期头版刊出后，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不，那不是石子，是烧红的铁块，落入的是滚油。
最先沸腾的是重庆的文化圈。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胡风家的门房就收到了七封请柬、三封挑战书，还有五封没有署名、只写着“狗屁不通”四个大字的信。
电话更是从清晨响到深夜，有老朋友委婉询问“是否受了刺激”，有年轻学生激动地表示“读了文章彻夜难眠”，也有官方背景的学者严厉质询“文章立场是否妥当”。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中央日报》副刊。
三天后，一篇署名“观澜居士”的长文占据了半个版面，标题就叫《驳“两只眼睛”论：论学习先进之必要与崇洋媚外之界限》。
文章开篇还算客气，称赞胡风先生“学识渊博，忧国忧民”，但笔锋一转：
“……然胡先生以‘修仙’喻学习西方，窃以为不妥。修仙者，求个人之长生飞升，自私自利之小道也。
而我民族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民主制度，乃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大义，岂可相提并论？
“且胡先生文中，过于强调西方之‘阴影’，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美国虽有劳资矛盾、种族问题，然其民主制度之优越、法治精神之健全、科技创新之活力，皆为我所急需。
若因噎废食，因见他人有些许瑕疵便全盘否定，岂非愚者之见？
“更令人担忧者，胡先生所谓‘双程票’之说，实有固步自封之倾向。
留学西方者，自当学成归国报效，此乃天经地义。
然若人人皆持‘必返’之念，则学习过程中难免心存隔阂，无法深入其文明精髓。
昔唐僧取经，若时时念着‘必返长安’，焉能在天竺精研佛法十九载？……”
文章最后，观澜居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吾以为，今日之中国，当持‘仙门互访’之心态。
既入他人仙门，便当虚心求教，乃至‘换骨洗髓’，彻底理解其文明逻辑。
待融会贯通后，携真经而归，方可振兴我华夏仙道。
若始终以‘客卿’自居，隔岸观火，所得不过皮毛耳。”
这篇文章在知识分子圈里迅速传开。
支持者认为观澜居士“说到了点子上”，批评胡风“思想保守”“看不清世界大势”。
反对者则斥之为“文化投降论”“换骨洗髓就是要我们丢掉自己的骨头”。
争论很快从报纸蔓延到茶馆、沙龙、大学教室。
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由《七月》杂志社主办的“战时文化发展研讨会”在重庆大学礼堂举行。
原本计划五十人的小型座谈，却来了近两百人——走廊里都站满了，窗外也挤着好奇的学生。
胡风坐在主席台左侧，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
他脸色平静，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暴露出内心的不平静。
主席台正中是重庆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泊年，一位须发花白的老先生。
右侧坐着三位特邀嘉宾：一位是留学英国归来的经济学教授吴启明，一位是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沈钧儒，还有一位——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是延安派来的文化代表，笔名“钟山”的那位作者，真名叫赵清源，三十多岁，穿着朴素的灰布中山装。
研讨会开始，陈泊年先作了开场白，无非是“百家争鸣”“理性探讨”之类的套话。但台下已经有人不耐烦了。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就是吴启明教授。
“胡风先生的文章，我仔细读了三遍。”吴启明扶了扶金丝眼镜，声音洪亮，“坦率地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它将‘学习’与‘认同’混为一谈了。”
礼堂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胡先生说，看西方要用两只眼睛，一只看光明，一只看阴影。这没错。但问题在于，这两只眼睛看到的，应该导向什么？”
吴启明站起身，走到礼堂中央的过道，面向听众，“是应该像胡先生暗示的那样，因为看到了阴影，就对光明保持距离、警惕甚至排斥吗？我认为不是！”
他转身看向主席台：“我们应该做的，是分析那光明是如何产生的，那阴影又是如何形成的。美国的工业强大，是因为它有专利保护制度、有风险投资机制、有大学与企业的紧密合作。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基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公民社会的长期积淀。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该学的‘仙法真经’！”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尤其以年轻学生为甚。
吴启明受到鼓舞，声音更高了：“至于胡先生担心的‘飞升不归’，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留学生不归国，往往是因为国内没有让他们施展才华的环境！
如果我们把国内建设好了，有了先进的实验室、公平的竞争机制、尊重知识的氛围，何愁人才不归？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求留学生‘必须回来’，而是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值得回来’的地方！”
掌声更热烈了。有几个学生甚至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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