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晌午,刑部的批文下来了。左侍郎吴大人亲自署了字,命宣府同知崔齐调取仓署历年底簿,即日送京核验。与此同时,石亨府上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他派人去周崇文府上,一抬描金箱子抬进去,抬出来的却是空空如也。周老爷子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笑眯眯地跟来人说:回去告诉石大人,画换了手令,两清了。这箱东西老夫受不起,原样送回。
石亨收到空箱子的时候,正在书房里看人裱那幅《瑞鹤图》。听见回话,他手里的锦缎一声落了地,脸上堆了半辈子的笑忽然碎了个干净。他盯着画上那只引颈的鹤,忽然觉得那鹤的姿态有些嘲讽——脖子伸得那么长,像是在朝什么人告状似的。
到了第五日,宣府的底簿送到了刑部。沈砚明和苏婉站在刑部后街的茶楼上,隔着窗缝看见崔同知派来的驿卒抱着个灰布包袱进去,包袱角上还沾着宣府的黄泥。楼下卖馄饨的老汉敲着梆子吆喝,热气腾腾的白雾升上来,把街对面二字的匾额遮得影影绰绰。
沈砚敏坐在茶桌对面,把一碗凉透的茶推过来:哥,你说石亨会认吗?
沈砚明把那碗茶接过去,没喝,搁在手心里焐着:认不认的,账目在那里摆着。一万三千两军粮,够杀三回头的。他若认,兴许还能落个流放;他若不认,刑部查下去,拔出萝卜带出泥,他底下那些千户、仓大使、账房先生,一个个都得张嘴说话。
苏婉靠着窗框,手里捻着朵不知从哪儿摘的腊梅,花瓣在她指尖转了个圈:他方才派人去外祖父府上了,又是送礼又是赔不是。外祖父把门关了,只让人递了句话出去——老夫一介闲人,不敢收石大人的礼,也不敢挡石大人的路,只盼石大人往后行事,多想想那些饿死在边关的兵。
茶楼底下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三个人同时探身往窗外看,只见一匹枣红马从街口冲过来,马上的人穿着锦衣卫的飞鱼服,腰间绣春刀磕着鞍鞯叮当响。那马在刑部门口勒住,骑手翻身下来,举着份文书就往里闯。
沈砚明手里的茶碗磕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石亨的人。锦衣卫插手了。
四个人在茶楼上等了一整个下午。日头从东边窗格挪到西边窗格,茶换了三壶,馄饨摊收了又出,出了又收。苏婉把那朵腊梅揉碎了丢进茶盏里,看着花瓣在茶水面上打转,忽然开口说了句:石亨若让锦衣卫把底簿扣下,咱们就只剩那本粮行流水账了。光有出库的记录,没有入库的签字,刑部未必好裁断。
沈砚明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进怀里,掏出块叠得四四方方的白绢。绢面上墨迹斑斑,是张抄好的名录——石亨这些年给京官、边将、各府仓使送过的礼,什么时辰、什么人经手、什么物件,列了满满一页。最底下还有行小字,是沈砚明自己添的:右列诸事,乃砚明亲历亲闻,愿具名画押,以证不虚。
天色擦黑的时候,刑部的侧门开了。李推官提着灯笼走出来,身后跟了两个人,一个抱着包袱,一个空着手。那空手的人是锦衣卫的千户,脸色铁青,经过茶楼底下时抬头往上看了一眼,灯火昏黄里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只觉得那道目光像冰锥子,扎得人脊背发凉。
李推官上了茶楼,把包袱搁在桌上,额上沁着薄汗:成了。吴大人看了底簿,又见了沈指挥的名录,当场批了拘票。石亨这会儿在府里,锦衣卫指挥使已经派人去了。他把灯笼放在桌角,火苗晃了晃,周老尚书的信也在里头,吴大人说,有这份信,底簿就是铁证,翻不了。
沈砚敏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了窗扇。夜风灌进来,吹得桌上茶盏里的残水起了一层细纹。楼下街面上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更鼓声,一下一下,不疾不徐。
她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三个人——哥哥坐在灯下,指尖还搭在那张白绢上;苏婉靠在墙边,嘴角弯着一丝极淡的笑;李推官正低头吹灯芯上的积灰,把火苗撩得旺了些。四面墙把这盏灯拢在中间,光虽然不大,却把每个人的轮廓都镀得清清楚楚。
她忽然想起茶寮暗室里那盏更小的油灯,想起张叔说的那句赎身赎的是志气,想起苏婉把地契塞进她手里时掌心的温度。那时觉得像是拿身家性命去赌,如今站在这里看,才恍然明白——原来那些舍出去的东西,宅子也好、画也好、银票也好,从来都没有真正丢失。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变成了这间茶楼里拢住的一团光,变成了哥哥肩头那件旧氅上被暖过来的褶皱,变成了窗外腊梅在风里抖落的、细细碎碎的香。
走吧,苏婉直起身来,拍了拍裙摆上沾的灰,去石府门口看看热闹。
沈砚敏把窗扇合上,转身走到桌前,把那本父亲留下的粮行流水账重新裹进油布,揣进怀里。隔着布料,她能摸到封皮上永昌粮行四个字的棱角,摸到那些朱笔圈痕隐隐凸起的纹路。
她跟着三人下楼,踏进夜风里的时候,忽然觉得脚步轻了,像是压在肩上的什么东西被风吹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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